大家说“珍子疯了”。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3)问题。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
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玲子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当天夜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
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头。
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爱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那时我喜欢苏芮、娃娃。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点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欢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
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体育老师在打我们，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的，他跳到体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大家都笑了。
老师拿他没办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但他很出名。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叫白脸。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虽然我在西北出生，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铁道上，有人向我要钱，我没有钱，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经常打来打去，我们班有个孩子老被欺负，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子的裤子脱了，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拿一个墨水瓶向欺负他的孩子砸去，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扔墨水瓶？这种事我们都干过。可是谁也不知道死是这么容易，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这天，在我就要被打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过来把诸我的人教训了一通。听说白脸关照过我们年级里的“老大”保护我，我才知道原来白脸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弹子。我去找他，我们又开始一起玩。白脸有五个姐姐，他妈死得很早，他是被宠坏的。但他对朋友极有感情，两肋插刀。他有很多女人，他搞过我们那儿“老碴子”的妹妹，搞了人家又丢掉人家。他还坚持为我找女人，带女人约我在林子里见面，可我那时多＊。0阿！
我见到了白脸。他长的确实很白，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好看，大双眼皮，眼睛很黑，目光空洞，平头，头发微卷，头发很黑，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跳舞。那时没有迪斯科，那时只有交谊舞厅，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西北的舞厅很乱，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事件，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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