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句，就像裂帛似的在房里响，梅女士忍不住心里一跳。柳遇春退后一步，很沉重地落在近旁的一个椅子里，闪闪的眼光还在梅女士脸上周旋。梅女士很严肃地回看了一眼，就给了直捷的然而带几分温和的回答：
“你有权利主张你的人生幸福，正和别人，正和我一样，你一个梦醒了，你可以再做第二个；你应该知道‘重温旧梦’是她低低叹了一声，顺手拿起一张《学生潮》挡在脸前，再也没有话。
柳遇春惘然点着头，似乎明白了梅女士的意思，又似乎不大明白；然后，他的脸上浮现一个苦笑，从齿缝中吐出一句“不是冤家不聚头”，便踉跄地跑了出去。在房门边他又回过头来对梅女士望了一眼，他的面色像纸一样的苍白。
——不是冤家不聚头！
回音似的在梅女士耳管中响了一下，也就消失了。她依旧看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是那些字都作怪地跳动起来；她又觉得眼眶里有什么东西梗着，她本能地举起手指去揉摩，忽然有两颗水珠从指端掉下，着在纸面，也就化散了。梅女士出惊地皱了眉头，接着便是爽然一笑，撂开手里的报纸，拿过一张信笺来写道：
绮姊：信是这样慢，真叫人急煞！你说憎恨一切人便等于甚么人都不憎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我也承认了。可是这里的一切，委实不能叫人愉快。我是即刻想离开。托你找的事，怎样了？十四元一月的小学教员，我也干！你说我应该立刻提出离婚，我想来想去不能这么办。因为这句话一出口，我便走不脱身了。我天天盼望你的信，我只有你一个人可靠！恨煞了这样不便的交通！
把信藏好，梅女士躺在床上，暂时让庞杂的冥想包围了自己。然后是一件事集中了她的思绪：钱的问题。徐绮君曾说，从成都到南京的路费，至少要预备一百元。这不是轻微的数目呢！梅女士只有这半数。这还是出嫁时父亲给的，说是预备作新房中犒赏等等零用。而五十元大概只能到了重庆。梅女士猛然跳起来疾跑到方桌边，在写好的信尾又加了几句：
我的路费还是不够，请你附一个信给你家里，我到重庆时想在府上通融五十元，我自己拿你的信去取。
丢下笔松了一口气，梅女士看着自己，忍不住心里发酸。将来怎样，并不在她心上，现实的冷酷却使她难堪。她喃喃地自语着：
“五十元！我的命运就悬在两个五十元，难道就悬在两个五十元？”
两三天过去了。梅女士觉得时间走的特别慢。每天黄昏时，她总是焦灼地想：怎么又没有信呀？怎么还没有信来！为的要消磨那些沉重的时间，她和邻家的湖北人有了交际。男子姓黄，在高师里当教员，是“拨火棒”似的人物；他时常摇着头叹气说：
“唉！锦绣之邦，天府之国，然而暗无天日！谁在这里住满一年，准是胀破了肚子的！这样奇伟的山水，竟产生不出卓特的青年，没有冲锋陷阵的骁将，只有摇旗呐喊的小卒！”
他也是徐绮君的哥哥的同学，据说火烧赵家楼的当时，他是亲身在场的。他的夫人不多说话。可是举动却还活泼。最引起梅女士注意的，是他们家的妹妹。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那双阴沉沉的眼睛却饱含了中年人的经验；她那种抢先说话的脾气，顽皮的举动，处处都流露出天真烂缦，但是她的语意又是怎样地尖辣！她是个早熟的，见得很多，听得很多，经验得很多的女孩子。他和黄教员不是亲兄妹，她的父亲在北京做小官，母亲却是早已死了的。
渐渐和他们熟悉以后，梅女士心里很艳羡他们的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他们似乎也有些知道梅女士的身世和现在的环境，那位奇怪的小妹妹常用尖针一样的短句子向梅女士挑逗。梅女士总是用话岔开。有一次，黄教员又在概叹着这个“天府之国”的黑暗鄙陋，梅女士忽然对那位小妹妹说：
“因明，你的老人家在北京，那边是新文化中心，你在北京读书岂不更好。为什么反跑到这里的女师来呢？”
黄因明的小眼睛向上一翻，微微撅起了嘴唇，用一句问话回答：
“为什么你不到北京去读书，却就做了少奶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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