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住在我家中时，我们也谈到当时"左联"的活动情形。他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说：在方便的时候，我和你同去拜访鲁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冯雪峰来了。雪峰是送刚印出的《前哨》来的，原来他也没有见过秋白，我就给他们作了介绍。当时我想，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我就与冯雪峰商量。我说，鲁迅的家是比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高级公寓里，房子宽敞，住这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倒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福建人，谢的父亲已故，是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秋白住到那里，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先要征得谢旦如的同意，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与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们又商定，如果谢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报》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广告，秋白、之华再去承租。又过了几天，之华来了，说他们的旧居，没有被破坏，还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于是秋白决定搬回去。临走，我对他说，雪峰找的房子如联系好了，还是搬过去，总比这旧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帮他们搬到南市谢旦如家中去了。
现在回过来再谈《子夜》。
经过与秋白的交谈，我就考虑如何压缩《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猝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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