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
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
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
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刮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一九一三年秋，我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的本科是文、法、商科。我在北京三年，看见了当时的卖国政府的头子、所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实质上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看见了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作准备。也看见了袁世凯公然称帝，并且下令改元为洪宪。也看见了蔡锷在云南起义，声讨袁世凯，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各省继续声讨袁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因讨袁声势愈大，忧愤病死。
但是，在这三年中，虽然政治上大事件风起云涌略如上述，而古城北京的面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那时没有电车，只有人力车，可是人力车夫的本领是惊人的，从万牲园（今动物园）到颐和园，只要一个多小时。那时，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宿舍，一部分在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前清末年的遗物。另一部分预科学生的宿舍在沙滩，那时沿沙滩有一条小沟，沟里还有水。
那时候，商业区在外城大栅栏，王府并没有什么商店。旧书铺都集中在琉璃厂，望门对字，招揽顾客，竞争激烈。但是，他们真正欢迎的，是一些老主顾，——前清遗老，也贩卖古书的古董商人，附庸风雅的暴发户，等等。每逢这些人上门，掌柜亲自招待，敬烟奉茶，不等开口，便搬出许多书来，夸说这些宋、元刊本别家没有。他们对于这些老主顾的“底细"是摸透了的，知道谁是真内行，那就不敢漫天要价，谁是假内行，那就缠住了不放，非要作成买卖，图个一本万利。至于学生模样的人到这些旧书其中，就该受白眼了。我的一个同学，浙江富阳人，姓徐，衣冠楚楚，竟然闯到一家旧书铺，买了一部光绪丁亥年上海点石斋据阮元校勘原本缩小石印的《十三经注疏》，花了五十元，店家还再三叹气说：是"亏了本的，做个朋友，您下次多多照顾"。
那时只有颐和园还和解放初（一九四九年春）差不多。我在一九一四年游过颐和园，相隔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春重游颐和园时，虽已日月重光，而此园风物依然如故。此外，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
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我和许多人从沈阳坐专车到了刚解放的北京，同住在北京饭店老楼，其中有沈钧儒、马叙伦等。后来张元济（菊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拜访住在北京饭店的旧友（我也算是一个），他对沈钧儒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沈老回答说：“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第宅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沈老这番话，说得张元济抚掌大笑。张元济是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旧的北京永远是历史上的北京，它是皇亲国旗、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北京；现在的北京，是人民的北京，将永远是人民的。
1979年4月29日。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