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注〕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对于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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