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进化论而外，还有他的人道主义，而这又成为他那时控诉"人吃人"社会制度的立场，故而他的前期作品（小说）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岂不相同，而应当和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相比较；也就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二
《呐喊》和《彷徨》共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又中篇小说一，《阿Q正传》。这些都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故事新编》共收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三篇写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呐喊》和《彷徨》的二十五篇（连《阿Q正传》在内）主要是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说，则上起辛亥革命下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夕。《故事新编》从古代采取题材，"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免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语）在这里，批判的范围较之前二书为广阔，而且时时闪烁着"积极的（动的）浪漫主义"的光芒。
《呐喊》之后，继以《彷徨》，而《彷徨》卷头又采用了《离骚》的句子：“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这两本集子的题名和卷头词的借用《离骚》中的这四句，颇可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情和意念。"求索"的结果呢，若干年后他自己说了：“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庸讳言，在《呐喊》等三书中，还没有新兴阶级的典型出现；并且，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反映现在并须指示未来，不但要描写和批判"将死的"，并须描写"方生的"——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的萌芽，不但要从今天还是烜赫异常的旧势力看出它必不可免的覆败，并且还须从今天尚居于劣势的或尚在潜伏状态的新兴力量指出它的一定胜利，那么，《呐喊》和《彷徨》与其把它们归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下，毋宁把它们归入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罢？而且这样做，也未必对于鲁迅的光荣有所损罢？
这是问题的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虽仅止于批判现实，而他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仍有本质上的不同。巴尔扎克他们是据过去以批判现实，他们所神往的理想已不存在；巴尔扎克所向往的是王政，狄更司的是产业革命以前自足自给的农村生活，托尔斯泰的则是原始基督精神的教区治下农民的生活。鲁迅对于过去却一无所取。他对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亦无幻想，因为他生当半殖民地的封建军阀与地主买办阶级政权之下，而且正当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崩溃，地球的六分之一成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时代。中国古文化的传统如果也还有什么曾在前期的鲁迅思想中占了相当比重的，恐怕是庄子思想。然而庄子只在形成鲁迅的批判的武器时期了作用，他却没有据庄子思想以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的立场，为上节所述，是人道主义——“鲁迅的人道主义"。他对于"人"的观念，就是中国俗语中最深刻而有力的一句抗议：“不能把人不当人"。他想象一个没有被旧社会"吃人"的教条所歪曲玷污了的人，在《狂人日记》中他称这样的人为"真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呐喊》与《彷徨》即使没有显明地指示未来，而只是批判现在，但它们和西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它是比巴尔扎克他们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更富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的。
三
鲁迅对于那时的革命力量没有作过无条件的过高估计，这是他的著作中容易看到的。那么，鲁迅对于他那时候（一九一八以后的十年间，即他写《呐喊》和《彷徨》的时期）的反动力量又作过怎样的估计呢？他也并没把它估计过高，他不止一次指出，敌人的残暴是由于它感到了力量削弱而命运不久。这都是在鲁迅的杂感集中可以看到的。
但在小说中，鲁迅也指出过：敌人之所以有力量，由于人民之尚信它有力而又不信自己实在是有力量的。这样的指示，见于短篇小说《离婚》，——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作品，在鲁迅所写的小说中，除《故事新编》外，这是这时期最后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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