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脾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鲁迅那时候的苦闷——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虚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这段时间）他所深以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长大片来，如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的"寂寞"，性质上有相同之处，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把"五四"运动右翼分子的日趋反动，以及本来反对"五四"运动的人们那时也挂羊头卖狗肉，企图篡夺领导权等等这些事实，和他所目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败象，加以比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赵秀才、假洋人之类的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笔锋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后那班投机家。）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也目击着或至少感觉到动荡的时代中有一股顽强的潜流，“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进化论以外，又"挤"进了新的东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不同之处，标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而反映了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愤激的情绪的，便是《野草》（散文诗，二十多篇，1924-26年作于北京）。后来（1931年），他自己对于《野草》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这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1927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派会比北洋军阀更坏。鲁迅对于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和风云人物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可以说是他"由于事实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故而头脑比较冷静，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但同时，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对于此后必然要求打倒"地狱"的新人，还没有明确的信念。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时候，暂时沉默起来。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却很重要。后来，（1932年）他总括那一时期的自己的思想变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鲁迅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鄙薄那样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长于旧社会的人，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票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出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已经完全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灵魂深处已经没有封建意识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残余；他们常常可能在某一点上正确而在别一点上犯错误，在某一时期正确而在另一时期犯错误。而鲁迅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认识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也正由于他亲身的长期体验。他常常说，"积习难忘"；又说，他虽然经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是经常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事实上，他也目睹了不少这样的"英雄"在小小风霜之下就现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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