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坷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坷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坷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池边〉译后附记》）正因为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就象上面简单叙说的那样，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
四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票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来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他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思想中这一主导力量，决定了他思想中的进化论思想和唯心主义成分必然会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锐敏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平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科学的论断，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那年八月，鲁迅曾在回答一个读者的信中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这里，鲁迅提出"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意思是，如果要对唯物史观有真正的理解，化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则除了钻研正面教材以外，还得阅读反面教材。而在那时，一些自称唯物史观的评论家其实连正面教材也没有看过原版，只从一些稗贩者手里间接弄来了若干公式。因此，鲁迅要求有“切实的人"认真做运输精神食粮的工作。这个工作，鲁迅不久就自己来动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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