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以为轰毁了几个乡镇，就能动摇我们民众的抵抗的决心么？那是梦想！中国农民诚然富于保守性的多，诚然感觉是迟钝的；一个老实的农民当他还有一间破屋可蔽风雨，三餐薄粥可喂饿肚子的时候，诚然是恋家惜命的，但当他什么都没有了时，他会象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勇敢！中国民族绝不是暴力所能慑伏的！
中国民众所受的政治训练诚然还不大够，但是敌人的疯狂的轰炸屠杀恰就加强了我们民众的政治意识。
现在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各地的和平的城镇施行海盗式的袭击。这是撒布恐怖么？不错，诚然有一点是恐怖的，但恐怖之心只是一刹那，在这以后是加倍的决心和更深刻的认识，认识了侵略者的疯狂和残酷，决心拚性命来保卫祖国！
1937年9月6日。
秋凉了，天也夜得快些。七点钟的静安寺路，并不比平时冷静，但似乎总带点肃杀的气氛；霓虹招牌血也似的强光，高耀在钉了木板的橱窗上，刺得眼睛不好受；各色的汽车象两条对面奔来的长蛇，似乎比平时匆忙紧张些。
我看见有大卡车，满插著作为掩护用的竹枝，四五位黄制服的——大概是童子军，蹲在车里。在漂亮的轿车队中，这卡车是惹眼的，正象少爷小姐队里夹着个粗气的大汉，然而它是多么威武，它越过了漂亮小巧的轿车们，直向西去。
我知道这是到前线去救护伤兵的。敌人的飞机见了没有武装的救护车就要来施威，我们勇敢的童子军已经牺牲了几位，幸而天公也还照例的有昼有夜，"太阳"有没落的时候。
我目送着这勇敢的大卡车，我想，此时它疾驰于平坦的柏油路上，但不久它将在满布着敌人飞机轰炸出来的弹穴的路上，关了车灯，摸盲似的走；也许天空，忽然亮起了敌人的照明弹，继之以机关枪扫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落在它前后，然而它一定勇敢地走，它冲过弹雨，不到目的地不休。
我并不能看清车上那几位黄制服的，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年纪都不过十八九。在别的国家，即使在战时罢，这么一点年龄的嫩芽大概是不让他们去冒危险，大概是在安全的后方上着"最后的一课"的；但我们这里是无可奈何的。而也正惟有这，以及无数同类的"无可奈何"，我们现代这一页历史是空前的伟大、壮烈，同时我们确信了自己的最后胜利。
在我们这非生即死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处处以"西方标准"来看来想，一定会落到悲观而自馁。有些人们，满脑子的"西方标准"，而又稍知自己这面的"现实"，便觉得我们是"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那么，依你说，怎么办呢？”他们的回答是：“日苏战争终必爆发。那时候，我乘其敝。"但是敌人并非笨伯，不让我们安坐而得这巧宗儿，宛平城外的炮声打破了这种“渔翁主义"。直至"八一三"民族抗战的号炮响了，而且证明了我们在各方面的力量虽未达"理想的"或“西方的"标准，但也颇足与敌人相周旋了，"西方标准"先生们还是惶惶不自安，眼巴巴望着英国的态度，美国的表示，苏联的举动……
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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