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俄国文学的热情却普遍地提起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文学接触，我们还只阅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
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开始写小说。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可是我知道这些旧理论不能指导我的工作，我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起文学收获中学习；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
我这工作精神以及工作方向，是“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收获给我的！
在中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没开过一朵花。中国的统治阶级目前正用了强暴的手段压迫萌芽中的无产阶级文学；甚至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学作品也被禁止。他们又嗾使他们的御用文人施行无耻的欺骗。然而这一切都不会有效力。中国青年已经从“十月革命”认识了自己的使命，从苏联的伟大丰富的文学收获认识了文学工作的方向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
十一二岁时，也读《七侠五义》一类的书。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我不知道侠客们的“袖箭”是怎样一个制法。但是因为也把几本有图，线装，绝大的板匡（有《二十五史》那样大），连史纸印的什么《格致汇编》，时常翻翻，我就断定要制造“袖箭”，大概得用“弹簧”。于是买了铜丝，绕在铜笔套上，成功了一种“弹簧”。
“箭”是竹筷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节的小竹管，先装进“弹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头，－—放。
您自然想的到，结果并不好。箭是从竹管口吐出来的，不是“射”。于是想法改良。铜丝换粗，再换用铁丝，“箭”的重量减少，“弹簧”加长，……总之，很费了一番心血，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过后两三年，我的热心转到了“化学”。并不是因为那时我的学校课程中有了“化学”了，而是因为读了一些侦探小说，看见犯人和侦探都用什么奇怪的毒药。那时我的动机或者是想学犯人多于想做侦探，因为那时我觉得我的仇人很多。
然而“化学”不象“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钱就能够实验的，所以我那时只能“纸上谈兵”，从什么《西药大全》或者别的那时候的“新法”书籍里去找满足。因为只是“纸上谈兵”，不久就丢开了。
我的儿童时代就点缀过这么两件事，——说得上是被我真真热心“研究”过。这以后，离开了学校，又进了社会，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没有那样热心地“研究”过什么。再后，因为职业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时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项，——或者说是某一种“学问”罢，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过因为需要，万万不及小时对于“袖箭”和“化学”是真的热心。
最近七八年来，我在没有职业的状态下把写小说作为一种自由职业了。这一个“行业”，没有一点“研究”好象是难以继续干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人”！
第一次写了《幻灭》，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时因为一则“有闲”，二则并无别事可做，而适宜于造为小说的原料又积蓄得颇多。我应该说是“无意中”积蓄得颇多。因为那些原料之获得，并不是为了存心要写小说。事实上，当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职业的需要而置备的一些书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的时候，我对他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但也许再没有我来用它们；此时谁也不知道。”那是我没有写小说的意思，就是以前有过，那时也丢得干干净净了。然而后来那些“无意中”积聚起来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的小说还不得不写，于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于是带了“要写小说”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不过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余的“人”分隔开来单独“研究”，不能象研究一张树叶子似的，可以从枝头摘下来带到书桌上，照样的描。“人”和“人”的关系，因而便成为研究“人”的时候的第一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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