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人物，我以为常常得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有所见而不全，此时倒有胆子提笔就写，其次是续有所见然而愈看愈不敢说已有把握，此时就不敢贸然下笔，最后方是渐觉认识清楚，这才自信力又回复过来。能在第一阶段上缩住发痒的手，也不被第二阶段所吓倒，则到达最后一阶段也不是怎样困难的。写作之事，是一种劳作，写作的用心之外好象跟解答代数难题没有什么两样。不少这样的题目：上手看时很简单，解起来却遇到困难；更多的是这样的人：初看单纯，愈看愈觉得不那么简单。
事实上各人的写作习惯各人不同。因为相信写作之事是一种劳作，所以我的惯用的方法也就跟，比方说，制造一架机器什么的相差不多。
材料应当是道地货，代用品和“第二手的”货，尽可能要避免。检验材料是第一义。以后的工夫便上打图样了。我的习惯，图样不厌求详，倘可能，详尽到等于作品的一个节本那样，也就更好。打图样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材料还有不尽合式之处，或者，更重要的，思想上还有未成熟之处。我想加重说，打图样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检查思想有没有未尽成熟，或材料有没有未尽合式。我所以十分看重打图样这过程，理由便是这一点。这一步功夫做过以后，剩下来的事情，我以为便很简单了。要是还会碰到困难，那光景是打图样的时候太疏忽，不曾发见还有未成熟和未尽合式。
图样打到一半，再也弄不下去，不得不歇手的，也是常有的事。这显然也还是生活经验不够，认识不清之故，这不是技术问题。我以为写作上遇到的任何难关，任何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思想问题。
乙酉，端阳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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