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个技术问题来了。尽管你有超等的记忆力，最好不要太自负，还是“勤笔免思”为佳。你要写札记，象个用功的学生那样勤于写札记。这也许有点辱没了作家的潇洒不羁的风度，然而对于作品却不是没有益处的。十九世纪法国有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大仲马，他的采集、编次材料的规模，俨然有点近代工业的味儿了，他雇用了若干书记，替他抄写剪贴，编次，整理，所以人家说他是开办了个小说工场。我们不一定要学他，也未必有此财力。但是旧俄有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契诃夫，他死后人家发表了他的札记，才知道这位“笑中带泪”的作家也曾如何苦心采集材料而且辛勤手记了下来。
契诃夫的是手工业的方式，可是请不要看轻手工业的方式，这倒是切实易举的。
贪多务得以后，就要百般挑剔了，这是矛盾，然而也在这矛盾的统一中，方见功力。凡是挑剔，被挑剔者认为“毫无理由”的，挑剔者一定说得出理由，而且光明正大，例如：与抗战无关。一个作家对于他自己所采集来的材料，一定要用税吏的精神去检查：好在材料是哑口，你就苛刻一点，它也不会诉冤。毛病都出在作家自身。材料这东西，虽非作家的亲骨肉，但是多少等于螟蛉子的地位，作家对之总有几分偏心，明明是一块不成器的材料，却往往不舍得丢掉，左看右看，怀着希望败子回头的心理，总想找出百分之几的好处来，以便借口收留，这种妇人之仁，最最要不得。
不过我们的挑剔，绝对要有原则。一、主题至上，一切服从主题。二、小巧之处，从严取缔。一篇作品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无论怎样复杂，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从“事”这方面看，它是负有透过了现象而说明本质的任务的；从“人”这一方面看，它是表现着某一宇宙观，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宇宙观的冲突，决斗。但此两者，“事”与“人”的关系，不是平行的：“事”由“人”生，故二者又在“人事关系”中统一起来。作者最大的苦心，就是要在他所采集的丰富材料中间拣选出那些最能表现某一特定的“人事关系”的性质的东西；凡不合此用者，都在摒弃之列。可是同样足以达成此目的之材料，从材料本身上看，又有个讲究；比方说，铜、铁、锡等等材料，都可以造成水壶，其为水壶则一，其为“用”则不一样。这个比喻当然太粗浅，但慧心人由此当可明白通常所谓“要在典型的环境中写典型的人”这句话的意义了。因此，凡是小巧材料，骤看之时，好象满能完成特定的写作目的者，一定要从严审察。作家要慎防迷了眼。又如一些可以称为“噱头”的小巧的东西，即使是有之亦无伤“大雅”者，也要从严取缔，因为这些“助兴”的东西常常会将一篇的主题弄模糊了的。
上面所述，都是假定你所采集的材料已经等于砖瓦木料铜铁等等；然而事实上，很少有那样便宜的。事实上，一般的材料只是一种生料，比如矿石。要想从这中间得到合用的原料，还须提炼；而这“提炼”的过程，又是在你造意写如何一个作品之前，不自觉地在进行的。蜜蜂采百花之精英以酿蜜，这种本能是天赋的，造物未给我们这种本能，要靠我们自己去学得这种能力。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教科书教人怎样学习从生料提炼原料的方法。但是要养成这种能力该具备什么条件，那就早已不是一个秘密。条件是哪些呢？
广博的人生经验与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一个作家的“修养”，应当不限于写作的技巧之类，因为在选材之时，他就需要“眼光”，这“眼光”决不是天生，而是靠自力养成的。
1942年5月26日警报声中写完
——谈长篇小说需要之多及其写作
和朋友们闲谈，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见：抗战初期，“报告”盛行一时，火线上士兵的英勇壮烈，战地民众的见义勇为，敌人的野蛮凶暴，这都是当时最主要的描写对象；然而不久，更高的要求跟着来了，这就是当时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如何产生伟大的作品？”既然对于那时的似乎已经太多的（实在尚嫌弃少）表现了抗战现实一鳞一爪的短篇“报告”觉得不满足，那自然，当时大家心目中的“伟大作品”，在内容方面一定是要反映了抗战现实的全面，抉示出那些随着抗战的进展而逐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问题，以及人民大众的迫切的需要和政治的觉醒，而在形式方面当然非长岂不可了。今天，在抗战的第八年，长篇作品已经有了好几部，而且写长篇好象也成了一时的风尚，但是回顾昔年的要求，我们又该下怎样的一个转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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