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那末，陶家泾扎下两万兵，拉丁，捉船，乡下人逃光，地方上当差使，小小一个镇，要分摊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见鬼罗！"
瘦长子表示了稀有的兴奋，一口气说出来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同乡又节外生枝的插进一句话：
“造伊拉格娘！嘉兴到苏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轮倒是三日两头抢！——新近出一桩三十万的大抢案，抢是抢了，失主还不取报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长子做一个鬼脸，很轻声地接口说。我明白这是指的什么，记得俗语有所谓"虫吃虫"，正就是那件大抢案的注脚。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题上：
“要抽国难捐么？兵队调动就不过告诉老百姓有国难，要抽国难捐！"
“生意是越弄越难做了！"
三位老乡同声说，脸上都是异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来收茶壶了。他回答一个旅客的询问：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双林要在半夜里罗。"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望望外边，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几点灯光。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故乡到了。虽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乡还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故乡没有什么两样。
“大概能够分别出这确是一九三二年的家乡的特点，也只是多一些剪发旗袍的女郎罢？"
我望着渐近的房屋，心里这样想。但后来我知道我这论断有一半是对的，又一半却不尽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当我们的"无锡快"终于靠了埠头，我跳上了那木"帮岸"，混入了一群看热闹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间的时候，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褴褛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片子都没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拟上海的"新装"，可是在她们身上，人造丝织品已经驱逐了苏缎杭纺。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
第三半个月的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票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票；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票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票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票，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票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票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当票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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