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话你就说，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出来!”爹说，“解放不要走，就在这里看着、听着。”
“那也好，”金龙说，“你以为我不敢把你吊到杏树上吗?”
“你敢，”爹说，“你什么都敢。”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金龙说，“我是看在娘的面子上，放你一马。你不人社，我们也不强求，从来就没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求情的事。”金龙说，“明天，我们就召开大会，欢迎蓝解放人社，土地要带上，木犁带上，耧带上，牛也要带上。我们要给解放披红戴花，给牛披红戴花。那个时候，这牛棚里，只剩下你一个人。外边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面对着空了的牛棚，你心里会很难受。你是众叛亲离，老婆与你分居，亲生儿子也离你而去，唯一不会背叛你的牛也被强行拉走，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我是你，”金龙踢了一脚那条绳子，看一眼牛棚上的横梁说，“我要是你就把绳子搭到梁上，自己把自己吊死!”
金龙抽身而走。
“你这个歹毒的杂种啊——”爹跳了一下，骂一句，便颓然地萎在牛槽前的草堆里。
我心中涌起无限的酸楚，金龙的歹毒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我突然感到爹非常可怜，而我的背弃又是那么可耻，简直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我扑到爹身前，抓着他的手，哭着说：
“爹，我不入社了，我宁愿打光棍也跟你在一起，单干到底……”
爹抱着我的头，呜咽了几声，然后便把我推开。爹擦擦眼睛，把腰杆子挺直，说：“解放，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说出口的话就不要收回。你去人社吧，犁扛走，耧扛走，牛——”爹望了一眼牛，牛也正望着爹——“你也拉走!”
“爹，”我惊叫着，“你真要按他指的那条路走?”
“放心吧，儿子，”爹忽地从谷草中站起来，说，“谁指的路，爹都不走，爹走自己的路。”
“爹，您可千万不要上吊……”
“怎么会呢?”爹说，“金龙还是有几分良心的，他完全可以组织人把我弄死，像平南人弄死他们的单干户一样，但他心软了。他希望我自己死。我一死，这个全县、全省、全中国的黑点就自行抹掉了!但是我偏不死，他们要弄死我我没法子抗拒，但想要我自己死，那是痴心妄想!我要好好活着，给全中国留下这个黑点!”
我带着一亩六分地、一张犁、一架耧、一头牛，加入了人民公社。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院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截了信子的鞭炮。莫言误把没截信的鞭炮抢在手里，一声响亮，虎口震裂，龇牙咧嘴，活该活该。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蓦然涌上心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爹，心中颇为不忍。爹坐在那堆铡碎的谷草里，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我忧心忡忡地说：
“爹，您千万要想开啊……”
爹对着我，厌烦地挥了两下手。我走进阳光中，把爹留在黑暗里。互助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散发着“葵花”牌雪花膏的香气。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挂在半截牛角上。牛摆了一下头，纸花被甩落在地。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
“牛要抵人啦!”
她转身就跑，扑进我哥的怀里。我哥冷着脸将她推开，径直走到牛前，拍拍它的脑门，摸摸那根完好的角，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角。
“牛啊，你走上光明大道了，”我哥说，“欢迎你!”
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似乎是火焰，但其实是泪花。我爹的牛，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威风尽失，温顺如猫了。
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并在《红灯记》中扮演了王连举。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你这个叛徒”时，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入社，是对爹的背叛。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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