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仲平转脸向着伯谦说，“洁修去探望苏子培的小姐，给她送衣服去，可就被他们扣留了。”
“什么？谁扣留了洁修？苏子培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伯谦说着就站了起来。
“苏小姐是昨天下午，”仲平夫人回答，“在伤兵医院演说，就被带了去的，今天下午，季真弟还在到处打听，总没打听到苏小姐的下落，可不知道洁修怎么会打听到了，一个人就给送东西去。”
仲平怒气冲冲地走到他那纯钢的写字台边，奋然拿起了电话筒，但是另一只手刚放到键盘上，突然又缩了回去，同时拍的一声电话筒也放下了，他转身去拉着伯谦道：“我们马上走一趟，保她们出来！”
“何必那么着急呢，”伯谦不慌不忙，胖脸上毫无表情，一边劝着仲平，一边吩咐那站在书房门外等候命令的当差高福准备车子，回过头去，又皮笑肉不笑地对仲平夫人说：“洁修这孩子也太爱管闲事了。可是不用着急。今晚上那饭局，席间大概也有党部方面的人，问明白了情形，总不会没有办法的。”
十多分钟以后，严伯谦在“今天天气——哈哈”的笑声中，和一群高贵的人士周旋着；这一群中，党、政、军、买办、金融、实业、“社会名流”，各色俱全。入席之前，严伯谦和党政军各有关人士，少不得有一番交头接耳；但也许因为人多不便，洁修的事，严伯谦竟一字不提。而在入席以后，觥筹交错之际，酒多话多，从社会琐闻谈到国家大事的当儿，严伯谦带着五分酒意，发表了两次卓见。一次是论到民众运动之不可不有统一的“领导”，归结到“上海是民气最为蓬勃的地方，然而民众团体的成分也最为庞杂，因而统一领导，尤宜加强”。又一次他竟沉痛地呼吁工业界人士应当牺牲小我，拥护政府的“工业总动员计划”，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那些意存观望、“将计就计”的厂家为破坏政府的工业“迁建”国策，因而也就破坏了抗战大业，论罪应与汉奸同科。
他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配合他那道貌岸然的尊容，确实赢得了几下掌声。接着是干杯，宾主尽欢，雍容而退。
工场里所有的窗上都加钉了防止光线外露的厚木板。临时装置的汽油灯都戴着圆锥形的马口铁大帽子，五盏汽油灯的强光落在地面就这样成为五个光圈，远看去像一朵其大无比的梅花，——这是曾经被高贵的绅士们所选中而称之为上海的市花的。
“市花”形的光圈下，工作紧张到差不多要爆裂的程度。油污的脸，布满着红丝但炯炯有光的眼，栗子肉鼓起得高高的臂膊，铁爪似的大手，滴在冰冷的钢铁上的热汗。马达的声音没有了，纵横交错的皮带也早已卷起，做一堆儿缩在“市花”形的光圈以外。这里轰轰地响成一片的，是锤子、锥子、锯子的合奏；而车床、刨床，以及其他的复合的工作母机，正在受着肢解。
靠近工场大门那光圈的边缘，出现了瘦长的周为新的身形，帽子戴在头上，臂弯里依然搭着他那件大衣。今晚上他破例迟到了二十分钟，而且戴着帽子的头低低垂着，看样子十分疲倦。他站在那光圈的边缘大约有一二分钟，沉默地不发一言，也不像往常似的举目扫视工场的全景，看见哪里的工作最紧张就往哪里走；他像一个影子似的站在那里一会儿，却沿着光圈的边缘慢慢地走。
他走过木工装箱组。赤裸着上身的木匠们砰砰地钉着板箱的声音，使他的脚步更加趑趄不前，他觉得木匠的锤子一下一下都像敲在他心头似的。木工装箱组的毗邻就是标记编号组。年轻的助理技师唐济成，穿一件翻领衬衫，衣袖卷到肘弯上张直觉冥想，绝圣弃智；抨击时政，主张无为而治，知足不，正在聚精会神对付着一堆堆的零件。往常，周为新望见这位满身是劲，眉目间英气勃勃的青年技师，即使并没什么事情，也总是要走过去和他招呼一两句的；可是今晚上周为新却别转了头，赶快就想逃开。今晚上他像做了一件亏心事，怕见人，也怕被人家发见。
可是他已经被发见了。“周先生——”一个清脆的呼声从左边送来。
周为新一惊，突然站住了。光圈之下，靠近那标记编号组，整整齐齐排列着若干药品、绷带、纱布、脱脂棉的粗木长桌旁边，一位白衣的女护士轻盈地站了起来，微笑地在对周为新看。这是卫生急救组的张巧玲，唐济成的小同乡，刚进来担任临时急救工作，才不过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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