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爷爷在山谷里一汪清水边，看到了自己的面孔，那时他才明白，日本女人为什么会像稀泥巴一样，软摊在玉米田头。
爷爷把她摆正。她的身体软绵绵的任凭摆布。他撕开她的上衣，看到她的心在乳下卜卜地跳动着。女人很瘦，身上粘腻腻的都是汗水与污垢。
爷爷撕扯着她，一串串肮脏的复仇的语言在耳朵里轰响着：日本、小日本、东洋小鬼子，你们奸杀了我的女人，挑了我闺女，抓了我的劳工，打散了我的队伍，作践了我的乡亲，烧了我们的房屋，我与你们是血海般的深仇，哈哈，今天，你们的女人也落在我的手里了！
仇恨使他眼睛血红，牙齿痒痒，邪恶的火烧得他硬如钢铁。他扇着那女人的脸蛋，撕掳那女人的头发，拉扯她的乳房，拧她的皮肉，她的身体颤抖着，嘴里发出梦呓般的呻吟。
爷爷的声音继续在他自己的心里轰鸣着，现在是淫秽的语言：你怎么不挣扎？我要奸死你，日死你！一报还一报。你死了？死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他撕开她的下衣，糟烂的布顺从地破裂，像马粪纸一样。爷爷对我说，就在她的下衣破裂的那一瞬间，他躯体里奔涌着的热血突然冷却了，钢枪一样坚挺的身子随即萎缩，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羽毛凌乱。爷爷说他看到了她的红布裤衩，裤衩上，补着一个令人心酸的黑布补丁。
爷爷，像您这样的钢铁汉子怎么会害怕一个补丁？是不是犯了您那铁板会的什么忌讳？
我的孙子，爷爷怕的不是补丁！
爷爷说，他看到了日本女人的红布裤衩上黑布补丁，像遭了当头一棒。日本女人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僵尸，二十五年前那片火红的高粱又一次奔马般涌到面前，迷乱了他的眼，充斥了他的脑。凄凉高亢的音乐在他的心灵深处响着，一个音节如一记重锤，打击着他的心脏，在那片血海里，在那个火炉里，在那个神圣的祭坛上，仰天躺着我奶奶如玉如饴的少女身体。同样是粗蛮地撕开衣服，同样是显露出一条红布裤衩，同样的红布裤衩上补缀着同样的黑布补丁。那一次爷爷并没有软弱，黑布补丁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牢牢地帖在他的记忆里，永不消逝。他的眼泪流在嘴里，他尝到了泪水的甘苦混合的味道。
爷爷用疲倦至极的手，把日本女人的衣服胡弄了胡弄，她肉体上的青红伤使他感到了深重的罪孽。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举步欲行走。他的腿又酸又麻，脖子上的伤口又热又胀，咚咚蹦跳，似乎在跳脓。眼前树木和山峰突然彤红耀眼，奶奶蜂窝着一个血胸膛从很高的地方，从天上，从白云里，缓缓地跌下来，落在了他伸出的手臂上，奶奶的血流光了，身体轻软，如同一只美丽的红色大蝴蝶。他托着她向前走，柔软的高粱林闪开一条路，路光上射，天光下射，天地合为一体。他站在墨水河高高的大堤上，堤上黄草白花，河里的水鲜红如血，凝滞如油，油光似鉴，映着蓝天与白云，鸽子与苍鹰。爷爷一头栽倒在日本山梁上的玉米田里，就像栽倒在故乡高粱地里一样。
爷爷并没和那位日本女人交媾，所以，日本文史资料中所载她后来生出的毛孩与爷爷没有关系，虽说有一位全身生毛的半日本小叔叔并不是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我们的光荣，但必须尊重事实。 《红高粱家族(169)》是我创作的九部长篇中的一部，但它绝对是我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代之以"《红高粱家族(169)》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最初的灵感产生带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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