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县长派人叫来一辆挂暖帘的轿车子，把我爷爷送回村庄。
爷爷趴在奶奶炕头上养了两个月伤。
奶奶又骑骡进了一趟县城，给她干娘送去了一包沉甸甸的礼物。
一九二三年腊月二十三日，辞灶。花脖子帮里人绑走了我奶奶。上午绑走的人，下午传过话来，让烧酒锅上拿一千元大洋去赎活人。舍不得花钱就到李崮庄村东头土地庙前抬死人。
我爷爷翻箱倒柜，凑了两千块大洋，用面袋子装好。让罗汉大爷备上骡子驮着送到接头地点。
罗汉大爷问：“不是只要一千块吗？”
爷爷说：“少说话，让你送你就送。”
罗汉大爷赶着骡子走了。
傍晚时，罗汉大爷用骡子把我奶奶驮回来了。有两个土匪骑马背枪护送我奶奶回来。
那两个土匪见了我爷爷，说：“掌柜的，俺当家的说了，从今以后，你就敞开着大门睡觉吧！”
爷爷让罗汉大爷提来一篓加了尿罐碱的小甑酒，让土匪带上，爷爷说：“带给当家的尝尝。”
爷爷执着两个土匪的手，一直送到村外。
爷爷回家，关上大门。关上堂屋门。关上房门。与我奶奶抱成一团。爷爷问：“花脖子没对你无礼？”
奶奶摇摇头，眼泪滚出眶外。
“怎么？你被他坏啦？！”
奶奶把脸埋到爷爷胸膛里，说：“他……他摸了我的奶……”
爷爷忿忿地站起来，说：“孩子没事吧？”
奶奶点了点头。
一九二四年春天，爷爷赶着一匹骡子，偷偷地去了一趟青岛，买回了两支匣枪，五千粒子弹。两支匣枪一支是德国造“大腰鼓”，一支是西班牙造“大鹅头”。
买回枪，爷爷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把两支枪拆得稀烂，又装起来。春天，湾子里化了冻，在冰下憋了一冬的瘦鱼呆头呆脑地上来晒太阳。爷爷提着一支匣枪，挎着一篮子弹，转着湾边打鱼。爷爷打了整整一春天鱼，大鱼打光了就打小鱼。有人围看时，爷爷连个鱼毛也沾不着，无人观看时，爷爷枪枪打碎鱼的头。夏天，高粱长起来了。爷爷找了一把铁锉，把两只匣枪上的准星全锉掉了。
七月初七晚上，天降暴雨，电闪雷鸣。奶奶把已快满四个月的我父亲交给恋儿抱着，自己跟着爷爷来到东院酒店里，关上门堵上窗，让罗汉大爷点亮灯。奶奶在柜台上摆了七个铜板，摆成梅花形状，然后退到一边。爷爷在柜台外大模大样地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转身，两支匣枪一先一后从腰里拖出来，两臂前推后拥，啪啪，啪啪，啪啪啪，七声枪响，柜台上摆着的七枚铜板飞到墙上，三枚弹跳着落地，四枚贴在墙里。 奶奶和爷爷同时走到柜台前，举着灯照看，木柜台上连一丝枪伤也没有。
这就是爷爷苦练成功的“七点梅花枪”。
爷爷骑着黑骡子，来到村东头小酒店里。店门紧闭，门框上结着几架蛛网。爷爷撞开门进去，一股腐尸味道直冲脑腔。爷爷用袖子掩着鼻子仔细看着，胖老头儿坐在房粱下，腿弯子下压着一条窄板凳，老头儿脖子上围着一圈棕色的绳子，瞪着眼睛，伸到嘴外的长舌头乌黑。他头上悬着那半根断绳子在爷爷开门的气浪冲击下轻轻悠动。
爷爷啐了两口唾沫，拉着骡子在村头上立着，骡子不停地倒动着腿，光秃秃的尾巴甩动着，驱赶着黑豆大的蝇子。爷爷想了好久，最后还是骑上骡子，骡子把脖子执拗地向着家的方向扭着，但被塞进嘴里的坚硬冰凉的铁链子拉了回来。爷爷在它的腚上打了一拳头，它往前蹿了一步，就沿着高粱路径跑去。
那时候墨水河里的小木桥还完整无缺，正是伏雨季节，河水浩大，水面平着桥面，一道田埂般的雪白浪花翻到桥面上来。水声响亮。骡子有些怵，在桥头上捯动着蹄子不肯前进。爷爷捣了它两拳，它依然踌躇，只有当爷爷欠起屁股，用力在鞍子上墩了一下时，它才塌着腰，一溜小跑跑到木桥中央。爷爷勒住嚼子，使它停下来。桥面上流动着浅浅的清水，一条胳膊长的红尾鲤鱼从桥西跃起，画了一道彩虹，跌到桥东去了。爷爷骑在骡上，望着从西滚滚而来的河水。骡子的蹄子淹没在水里，蹄腕上那些黑毛被流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它试试探探地把嘴唇触到那道翻腾的浪花上去，浪花溅湿了它的狭长的脸，它紧闭着鼻孔，龇着雪白的整齐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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