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学的漫谈·摇·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当时，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众的瞩。一个年轻人，只要能写出一篇有点新意或者是触及了社会敏感问题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人物，并由此获得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作家称。这个时期，也是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一个80年代后成名的中国作家敢肯定地说他的创作没有受到外国文学的影。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禁锢的社会里，对西方世界的作家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进入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国门打开，大量的西方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轰动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在中国再次引起轰动，强烈地震撼着作家们的心。在那几年里，中国作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勤奋地创作着，不自觉地摹仿着，使中国的小说开始摆脱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咒语般的口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灵的和创作的自。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涌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作家的最新作品也开始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关。与此同时，很多走红的作家也开始频繁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与西方的交。但这时的西方汉学界看待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眼光，还没有完全地摆脱政治的视。他们总是想从中国作家身上和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而且总是能够有所发。这个时期被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作品，都带着明显的为政治的或者反政治的痕。而这个时期频繁地获得出国机会的作家，也大都是体制内的宠。他们一重身份是作家，一重身份是文化官。这些人出国后，对西方充满了戒意甚至是敌意，很少能用纯然的文学的立场，与西方的作家和普通的文学读者进行交。这个时期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真正读者，大多局限在汉学界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圈子里，并没有被普通读者注。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尴尬的境况有了改。首先是许多有眼光的汉学家，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比较纯粹的文学眼光来搜索中国新时期文学里的佳作，汉学家与作家的合作也逐渐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变成为了民间的、友谊的、文学的行。这种改变，使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与此同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也开始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西方的图书市场，不再依靠非文学的因素、而是依靠着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被西方读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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