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先生坐在办公桌前，久久地凝视着这两样东西，心潮起伏，神思飞扬。仿佛回到了强大的祖国。回到了辽阔的新泽西州，回到了美丽高贵的夫人身边。他知道，自己很希望夫人在身边，尤其是这种时候，他很愿意听取夫人的意见，但是这鬼地方整天是生死考验，他不敢。为了夫人的安全，他宁愿让自己经受相息和孤独的折磨。他承认，自己脾气越来越差，经常露出一个乡下小子粗暴的德性，好冲动，瞧不起人，嘴里带脏字。他不敢想象，如果刚才夫人在场，看见他对杜先生的那个样子，她不知会有多么难过。在他记忆中，夫人熟睡时都是面带微笑的。想到这里，他脸上挤出一丝笑容，站起身来，走到隔壁助手的办公室，吩咐他去把萨根叫来。
助手应声而去，可走到门口，又被施密特先生叫了回来，低声在他耳边交代了几句。目送秘书走远，消失在楼梯口后，施密特先生默默地回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杜先生递交的两份报告和登着相关报道的报纸，都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走到窗前，面朝窗外，站着。灿烂的阳光破窗而入，照在施密特先生那美国味十足的脸上，但却驱不散他眉宇间隐含的不安与愤怒。
不久，萨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
其实。杜先生的到来和离去，以及他们停在使馆外面挂着中方军用牌照的轿车，都被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种不安已潜伏于心。此时，杜先生刚走，施密特先生便叫他上去。更是让他感到不妙。可萨根毕竟是只老狐狸，尽管他进屋后有些忐忑和拘谨，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以他们美国人特有的幽默，朝着施密特先生朗声笑道：
“请问参赞阁下，叫我来有何吩咐?”
施密特先生蓦地回头，尽量掩饰住内心的厌烦，虚张声势地笑道：“没什么特别的事，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天气的情况，今天的天气我看真糟糕。”萨根不知道施密特先生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知道今天天气很好，但依然走到窗前，立在阳光下，假意地抚摸了一下阳光，圆滑地点了点头，说：“阁下的意思是太阳太大了?”
施密特先生走回到办公桌前，一边不痛不痒地说：“你该明白，我说的是我的心情，我内心的天气，乌云满天飞啊。”说得萨根心里也是乌云压顶。施密特看看萨根接着说，“就是说，天上没有乌云，乌云在我心里，在我身边。”
“头儿，”萨根凑上前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人在为日本人做混账事，当间谍。”
“谁?”
“我听到的说法是你!”
萨根一怔，即刻装出满脸的无辜，无辜又变成生气，生气又变成愤怒，“荒唐!谁说的?这是污蔑!天大的污蔑!”
施密特的心情控制得不错，他缓缓拿起桌上的报告和报纸，一边说着一边都递给他：“我也希望这是污蔑，只怕你满足不了我的希望。看看中国政府递交的报告和报纸吧，但愿你不要因为羞愧而脸红。”
萨根接过施密特先生递上来的报告和报纸看起来。与此同时，施密特先生的助手和使馆助理武官大卫·巴雷特少校已经潜入萨根的房间，在地下室里轻而易举地寻找到了他藏匿的秘密电台。
报告的内容多半已登在报上。报纸，萨根当然是早看过了，但他依然装着没看过，第一次看，认认真真地看着。看得很慢，很仔细。这些情况报纸上都登了几天了，我没看，这说明什么?我跟这事没关，我不关心它。萨根不是个鲁莽的人，他很有心计的。其次，他也在利用这个时间在调整心理，盘算对策。调整得很不错，手不抖，心不跳。施密特先生一直默默地察看着他的神色，希望能看到一丝异常。但是很遗憾，没有，丝毫没有，他神态十分镇定自如，甚至嘴角泛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最后竟眉飞色舞地抬起头来，跟他上司像拉家常似地说：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说有人控告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就是凭这几页纸吗?这太荒唐了。再说，报纸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啊，只有一个代号叫××的人。如果他们掌握了确凿证据，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我的名字，而要用XX来代替?我的上司先生，请允许我表达也许您不喜欢听的观点，我不叫××，××是什么意思，是数学方程式吗?其次，据我所知，我们使馆内也并没有一个叫××的人。在我看来，这篇没有丝毫事实依据的报道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这两份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我萨根痛恨日本政府，我在十五年前断然辞去公职，就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野蛮无耻的行径，他们把我母亲的名誉毁了，这比当众扇我耳光还要令我难受，这里居然还把我说成跟日本政府一直关系暧昧，难道您不觉得可笑吗?这么公然失实地诋毁我，不过是中国人的又一个愚蠢的表现而已。我足可宣称，中国政府这种彻头彻尾可笑可耻的行为，不能证明我什么，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愚蠢、野蛮、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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