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而又快活的陈小炮突然变得十分压抑，像因为不平而发愤似地诉说道：“我，跟你不同，你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如果我妈妈也在的话，可能不会这样搞得房里乱糟糟的；可能也有人给我买一台钢琴；可能也像你一样，穿白袜子、黑皮鞋。不会这么野性，不会这么可怜。”她眼睛湿润了，“你的妈妈好，我的妈妈要活着，会更好，更好。你听说过吗？我妈妈死去七年多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说我妈妈反对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她关在小屋子里，她想不通，上吊了。那时我才十岁，我看见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死了以后那可怜的样子。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呀！”她好像回到了七年以前正扑在妈妈身上悲哭时一样，眼泪簌簌涌出。她抖着手解开军装式罩衣，从旧棉袄内面的暗兜里摸出一个精精致致的小钱夹子来，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
打开钱夹子，里面有一层透明胶膜，胶膜底下端端正正地夹着一张彩色照片，一位佩带着陆军少校军衔的不到四十岁的女同志跃然眼前。她仪表端庄，眼睛明亮，并没有微笑，却使人不觉得呆板，那抿着的嘴唇好像刚刚亲吻过女儿的脸蛋。这确实是一位好妈妈，无疑也是她丈夫的好妻子，幸福的丈夫永远失去了的好妻子。
“我妈妈原来是一个陆军医院的外科主任。”陈小炮抽泣着说，“我的性格就像我的妈妈，她心直，不讲假话，不害人，不记仇，不会巴结什么人。这都是爸爸给我们讲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算红五类，要我当红卫兵头头。可是后来，他们知道我妈妈是自杀死的，就骂我妈妈是叛徒，骂我是女叛徒的狗崽子。我不能容许他们侮辱我的妈妈，我跟他们辩论，我妈妈在六二年平反了，她不是叛徒，不是！可是他们偏要欺负我，把我算作花五类，我不干，我退出红卫兵。我就是要跟我妈妈划不清界限。划不清！划不清！永远划不清！我要跟我的好妈妈在一起。我的妈妈呀！”她猛地将妈妈的照片贴着胸口双手抱住，抱得紧紧的。
这个倔强而又快活的女孩子，流出泪来与一般人不同，每一滴都像秤砣，不仅打在她自己心上，也沉重地打在旁人心上。李小芽哭了，彭湘湘哭了，三个将军的女儿一块儿伤心地哭了。
在她们面前摆着不能再甜的蜜饯。煮好了的咖啡早已被人遗忘，冰凉冰凉的了……
跟首长的子女交朋友是不大方便的事。凡有过与赵大明同样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想。湘湘每回约他到家里去玩，他都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才行，一面往司令员那个小院里走，一面还在怀疑：这是我吗？我凭什么走近这个小院？接着，总要把可能遇见的一切考虑周到了，才迈进那张小院门。这样的约会，紧张多于幸福。
陈小炮慷慨地邀请赵大明跟湘湘一起到她家里去玩，她大概估计不到赵大明是不会去的。怎么能去呢？赵大明想：“人家都是首长的女儿，在一起吃吃，玩玩，说说，笑笑，我跟着去算个什么？”凭着跟湘湘的关系，赵大明满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意出入于首长的家，但他的自尊心强，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不应该叨姑娘们的光。与其做一个高贵的附属品，还不如做一根自立于泥土的野艾蒿。
他有意无意地跟湘湘她们拉开了距离，后来干脆不再跟她们走了。
刚才在湘湘家里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他心中的宁静。他不理解，为什么给吴法宪提过意见，就可以使人这样紧张和不安，以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充满了焦躁和忧虑？他只知道，在当前的中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那才是最大的犯罪，却没有听说过谁也不能反对吴法宪。毛主席早就有明确的指示：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毛主席的指示人人都得照办，吴法宪应该不在例外吧？那么，给他提过一点意见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大明觉得，只要不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需要害怕。他突然产生一个勇敢的主意，想找司令员谈谈心。旁观者清啊！从小小文工团员的角度来看司令员面临的问题，也许比司令员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不过，他立刻就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
他朝着回文工团的方向边走边想，用他那仅有的二十四年的人间阅历和音乐学院肄业的思想文化水平来努力弄清所遇到的问题，想着想着，入痴了。有一辆从背后开来的轿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他才猛然惊醒，加快了步伐。目前，全城都在响着广播喇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被一些男的、女的、嘶哑嘈杂的吼叫声、斥骂声搅得稀碎，若隐若现地传来。这座新的城市好像变成了一口锅，锅底在烧着大火，锅里煮着稀饭，到处在冒泡，在翻滚，热气腾腾，直上星月寒空。惟有这肃默的军营，像掉进锅里的一块硬铁，沉在底下，不冒不腾。冬天的海风不如夏日活跃，与这海岸城市恰相对比地懒洋洋地荡过来，椰树和芭蕉树飒飒作响。默默无言的军官们在营道上来一个，去一个，大都是有事要去办的，无人闲逛，革命高潮中，大家都自觉地不串门了。路灯的光线有些清冷，在它的照射下，没有一样生动感人的景物。这里无人笑，无人哭，无人大声疾呼，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外界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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