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她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为您打抱不平，其中也有我一个，大伙儿都担心您可能过一段又要去上电刑，一个老红军，受过五次伤，六十以上的人了，哪里经得起那样的折磨！大伙儿商量着，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门诊部很多医生护士都对方主任搞阴谋害人很不满意，可能会要找他问个清楚的，到时候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作证？”
“作什么证？”
“就是刚才讲的指印的问题，您只要把您在脑电图上按过指印的事儿一讲就行了，一查就会查出真假来。其实，您不讲也行，反正以后去受电刑又不是我们去，我们不过是在旁边看不过去，才冒着得罪方主任的风险，自己站出来说公道话，您实在要不能作证我们就算了，公道话也别说了，自己管着自己，何必操那些闲心！您不作证，大伙儿都被动，目的是为了您不再受电刑，您倒反而害得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要我证明按了指印？”
“是啊！”
“那有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在上面按了指印嘛！又不是假话。”
“到时候我来请您去作证，您能去吗？”
“那有什么不能去？就是要搞清楚嘛！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我讲了的话我都负责，我不怕惹祸，脑壳掉了碗大一个疤。”
“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胡处长，”刘絮云把最熟练的一招拿出来了，“真是个爽快人！人家都说，咱们兵团只有胡处长最光明正大，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
“不要给我灌米汤，想把我灌糊涂了？不听，不听！”胡处长重新拿起酒杯，“你要没有事了，走也要得，坐一下也要得，想吃酒也要得，就是不要灌米汤。”
他这一说，把刘絮云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了，走也不好，坐也难堪，喝酒更不能，一时不知怎么办。嘴里无话，心里着慌，只得又拿出一条小手绢来，毫无目的地在手背上揩了又揩，揩了又揩……
门被推得轻声叫了一下，胡处长只顾喝酒，没有注意；刘絮云敏感到了，密切注意着来人是谁。
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从不登门的赵大明。
赵大明究竟来干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反正他不可能是来找刘絮云，而是拜访胡处长的。可是，当他愣了一下又冷静下来开口说话时，才知道他正好是找刘絮云的。
“哎呀！”他说，“找得我好苦！我猜想你可能到这儿来了，果然不错。”
“找我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胡处长抬头看了看赵大明，只知道他是唱歌的，唱得不错，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他就坐。
“胡处长，您喝酒啊？”赵大明有礼貌地搭讪一句。
“唔。”胡处长不热情也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架子。
“我跟你说呀，”赵大明对刘絮云说，“我们的人可是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来催，那个来催，一定要我找你问问什么时候行动，要是北京来电话催反党集团的补充材料，我们还没有搞出证据来……”
“出去说，出去说，这些事儿不要打扰胡处长了。”刘絮云焦急地瞪了赵大明一眼，立刻起身。
“你们讲嘛！什么阴谋诡计我也不听。”胡处长埋头选着肉皮说。
可是刘絮云已经拉着赵大明走到门口了，回过头来向胡处长道了声“再见”，便急急忙忙走下楼去。
胡连生抬头望着他们两个离开，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在想：“什么？北京……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有鬼！有鬼！阴谋诡计，要防他们一手。”
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而徐秘书受不了。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因空气潮湿，全身没有干过，而且总是感到脸上、脖子上到处是黏糊糊的，那滋昧不太好受。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可是不久，干燥使他受不了。其实，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对本地人来说，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恨不得马上回去。徐秘书不停地洗脸，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洗脸。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非常羡慕他们，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回答是：比北京干燥。徐秘书暗自嘀咕：“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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