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彭其就是彭其，正如邹燕就叫邹燕，陈小炮就叫陈小炮一样，名字下面再没有什么头衔了。受了严厉而又冤枉处分的彭其，这时的心情应该非常痛苦，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非但不痛苦，反而感到一身轻快。名字下面的头衔，他已背了快四十年了，走上井冈山就当班长，以后步步上升，官衔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兵团司令一级。在没有撤职以前，有时碰到挫折，也曾经羡慕过普通战士，他们只要听口令就行了，省事得很，轻松得很。每当出现这种想法，他就立刻责备自己，认为是贪图安逸，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尽管那官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是背上的包袱，官衔越大，包袱越重，如果力气小于包袱，人就会压得趴下起不来。而彭其总是勉励自己竭尽全力来背，感到吃劲时便咬牙挺一挺，总算没有把包袱扔掉。今天突然把背了四十年的大小包袱一下子卸得干干净净了，而且又不是自己扔掉的，而是人家强行给他卸下来的，他不需要自责，不因觉得无能而惭愧，这岂不是该他享清福的时候了吗？因此，他体味到老牛卸去牛轭一般的松快感。散会以后，有些发言很左的同事寻找机会向他表示安慰，有的问他身体怎么样，有的偷偷递过来同情的眼光，有的望着他感情复杂地叹一口气。对于这些，他全不以为然，觉得他们都是多此一举，如果允许他笑的活，他会对他们报以轻松的一笑。他带着这样的特别心情，走到了旧历年的尽端，准备和新到的春天见面。
狂暴的大风雪在院子里旋转，载送彭其的轿车披着雪花贴地爬进了岗门。彭其推开车门钻出来，仰头望了望天空，迈着他固有的军人健步，踏上台阶，登上木板楼梯。今日他的脚步比往常更重，好像要借助于脚步声把刚刚发生的大事告诉所有的人。实际效果正好相反，人们看到他步伐有力，表情泰然，以为他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不了解前因的人甚至会猜测他大概刚从指挥所回来，就在不久前，他指挥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监护人小崔跟在他后面，也恰似他的秘书，一切都跟正常的时候一样。
晚餐后，小崔给彭其泡了一杯浓茶，两人相对面坐，扯起闲话来。
“小崔，”彭其先说，“我把你害了。”
“怎么说呢？”
“家家都在过年，你不能回家吃团圆饭。”
“要是我回家团圆去了，您一个人不是更寂寞吗？”
“我不寂寞。”彭其慨然，引出了长篇大论，“如果被打倒的只有我一个，那我真正会寂寞死了。现在是倒下的比站着的多得多，那站着的才是寂寞呢！我寂寞什么！光就军队来讲，高级干部倒了的跟半倒的占了一半；地方上倒的更多，大到政治局委员，小到支部书记，不倒的数得出几个来？如果那些倒了的人组织一个在野共产党，要比在朝党大得多。看起来，在野党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推一个过来，明天推一个过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朝党呢，越来越精了，剩下的都是精华，了不得！小崔啊，我这是随便扯谈，你莫去告我的密呀！你一告，我老头子就死在你手里了。”
“我刚才在想爱人要生孩子了，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小崔故意这么说。
“没有听见好，最好是变成聋子，再把眼睛瞎掉就更好。又瞎又聋你就当不得大官了，不会有什么人来眼红你的帽子。脑壳上戴一顶乌纱帽，搞得不好连颈子都会被别人割断，他想要你的帽子嘛！你又舍不得给他嘛！他怎么办呢，只好割你的颈子。你连脑壳都没有了，再也戴不成帽子了，也就不会想法把帽子抢回来了，这样子，人家才放心。你看吧！你看我的话讲得准不准吧！我是晓得的，心里清白得很。刚才他们把我的帽子取走了，我感到一身轻快，跟孙猴子取掉了紧箍咒一样，他娘的！今年我过一个痛快年。只是不跟家里人在一起，如果在家里，我要把收音机打开，哦！不必了，现在收音机不播音乐。我呀，我叫我们湘湘弹钢琴，把那个文工团的小赵喊来唱歌。我自己挽起袖子杀鸡杀鸭，我样样都晓得搞，只是丢生了。娘的！我们也喝酒，喝他个烂醉如泥，反正我屁也不是了，明天又不要进指挥所，夜里也不要挨着电话机睡觉。我解放了，自由了，过了年准备一根钓竿，戴顶草帽子钓鱼去，到了冬天我又买一支猎枪，打不到斑鸠打麻雀，你看多痛快，你看这样的日子好过不好过？小崔呀，只怕你日后还得不来我这点幸福呢！我打了四十年仗，平时一听那些青年人讲起什么幸福幸福我就厌烦，今天我自己也晓得幸福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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