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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