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还赖着不肯走！他要回来了！”
“嘻，你想他回来么？今天他上任，晚上他们请他在半开门李二姐那里喝酒，还回来么？嘿，你还想他回来呢！”
“嚼舌头——”
菱姐骂了一声，也就不再说什么。可是少爷到底有点胆怯，鬼混了一阵，也就走了。菱姐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少时候，被一个人推醒来，就听得街上人声杂乱，劈拍劈拍的声音很近，就像大年夜放鞭炮似的。那人却是少爷，脸色慌张，拉起菱姐来，一面慌慌张张的说：
“当真是土匪来了！你听！枪声音！就在西栅口打呢！”
菱姐心慌，说不出话来，只瞪直了眼睛看窗外。一抹金黄色的斜阳正挂在窗外天井里的墙角。少爷催她穿衣服，一面又说下去：
“前次老头子派人到西北乡去抢了，又放火；保安队又去捉了几个乡下人来当做土匪；这回真是土匪来了！土匪里头就有前次遭冤枉的老百姓，他们要杀到我们的家里来——”
一句话没完，猛听得街上发起喊来。夹着店铺子收市关店的木板碰撞的声音。少爷撇下了菱姐，就跑下楼去。菱姐抖着腿，挨到靠街的一个窗口去张望，只见满街都是保安队，慌慌张张乱跑，来不及“上板”关门的铺子里就有他们在那里抢东西。砰！砰！他们朝关紧的店门乱放枪。菱姐腿一软，就坐在楼板上了。恰好这时候，少爷又跑进来了，一把拖住菱姐就走，气喘喘地喊道：
“土匪打进镇了！姐夫给乱枪打死！——嗳，怎么的，你的两条腿！”
老太太还跪在那小小的佛龛跟前磕头。少爷不管，死拖住了菱姐从后门走了。菱姐心里不住的自己问自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可是她并没问出口，她又想着住在上海的娘，两行眼泪淌过她的灰白的面颊。
突然，空中响着嗤，嗤，嗤的声音。一颗流弹打中了少爷。像一块木头似的，少爷跌倒了，把菱姐也拖翻在地。菱姐爬一步，朝少爷看时，又一颗流弹来了，穿进她的胸脯。菱姐脸上的肉一歪，不曾喊出一声，就仰躺在地上不动了，她的嘴角边闪过了似恨又似笑的些微皱纹。
这时候，他们原来的家里冲上一道黑烟，随后就是一亮，火星乱飞。
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９日。
凡是公务员，都盼望星期六早早来到。铁路局公务员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气太好。办公厅窗外一丛盛开的夹竹桃在和风中点头，自然是朝窗里的专等“下班”铃响的公务员们，陶祖泰也在内。温和的天气，笑开了的夹竹桃，都是大公无私的，然而陶祖泰觉得夹竹桃只对他一人点头，而且这点头是嘲笑的意味。
离开“下班”钟点大约二十多分，科长先走了，办公厅里就紧张起来：收拾公文，开了又关了抽屉，穿大褂，找帽子，摸出表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打电话约朋友，低声（夹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馆子呢还是看电影，——个个人都为“周末”而兴奋，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里，为了“周末”而烦恼。
他最后一个踱出了办公厅，心里横着两个念头；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里。这是他近来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绪，他承认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们中间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实过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个，五六岁，不淘气。三等科员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点儿，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么小的“陪嫁”，逢到意外开支，她从不吝啬。因此，除了星期六，这位年青的丈夫是极恋家的，他总是第一个把公文收好，守候“下班”铃响，第一个跑出办公厅，一直线赶回家去。到家以后呢，“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欢汉口的热闹，而汉口的热闹也从不来干涉他。
斜阳照着蜿蜒北去的铁轨，像黄绿夹杂布上的两条银线。他不知怎么走了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还没觉得。眼怔怔望着那铁轨，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学在铁路轨道上自杀。他用脚尖踢着铁轨旁边的枕木，摇了摇头。他的中学校的同学，有好几位是企图过自杀的；他们以为自杀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为；高尚，因为一个人自己觉得会阻碍了别人（尤其是亲爱者）的幸福时，自杀是最彻底的牺牲；而能作彻底的牺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这信念。他也曾企图过两次的自杀。第一次在结婚以前，但这一次他事后是颇悔惭的，因为并非为了什么“积极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无味。结婚以后他又有第二次的“企图”，然而朋友们把他救了转来时，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说，他在吞下了安眠药片以后就猛省到他的自杀的动机还是不够高尚，为的他之企图自杀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不能使他所亲爱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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