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抬腕看了看手表。
县供销社在收购蒜薹时，无理克扣农民，并且大开后门，优先收购县社各级干部的蒜薹，而无后门可走的群众为卖蒜薹昼夜奔波，民怨沸腾。
因为卖不了蒜薹，是这次案件的导火索，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愦的政治！
审判长站起来，说：辩护人，你的发言已经大大超出了本案的范围！
我们换个角度来谈。解放初期，我们一个区政府，不过十几个工作人员，照样把工作干得很好。可是现在，一个只管辖一万人口的乡政府竟有国家正式干部、招聘干部、勤杂人员六十余人，加上公社这边，将近百人。这些人当中的百分之八十，工资来源是农民向乡政府缴纳的提留！
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农民的生产根本无需干部操心。干部们便天天大吃大喝，吃喝的费用当然不需自己掏腰包！说句过火的话，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难道贪官污吏不该打倒？！难道官僚主义不该反对？！当然，我没有得到被告人高马的委托，因此我的发言也不是为被告人高马辩护。
你如果继续进行这种宣传，我将代表法庭剥夺你的辩护权！审判长严厉地说。
我们请求法庭允许他发言！有人在后边喊。高羊忍不住回头，看到连大庭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肃静！审判长高喊着。
我父亲参与了打砸县政府，打碎了一台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焚烧了政府文件，并打伤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构成了犯罪。作为儿子，我很痛心。我并不想为我父亲开脱罪责。我感到很不理解的是：被告人郑常年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担架队，跟随解放军一直打到江西，荣立过一大功两小功。这样一个人，怎么竟变成一个罪犯呢？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深厚的，为什么为了几把蒜薹就去砸抢共产党的县政府呢？
共产党变了！现在的共产党跟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啦！被告人在木栅栏里吼叫起来。
听众席上人声鼎沸，法庭上的法官们都有些惊慌。
审判长站起来，拼命敲打着桌子，声嘶力竭地吼叫：
肃静！肃静！！
吵嚷声好不容易平息，审判长说：
被告人郑常年，在未得到法庭允许之前，你没有发言权！
我继续发言。青年军官说。
本庭再给你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审判长说。
我不接受你的限定！青年军官说，《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辩护人发言时间的限定，也没有给予合议庭以限定辩护人发言时间的权力！
本庭认为，你的发言大大超出了为本案辩护的范围！审判长说。
我的发言越来越接近为被告人郑常年辩护的范围！青年军官说。
让他说话！让他说话！听众又一次吼叫起来。
高羊看到青年军官掏出一块白布擦了擦眼。
好，你说吧！审判长说，你的发言都记录在案，你要为你的发言承担一切责任。
是的，我既然敢说，就敢承担责任！青年军官结巴了一下，接着说，我认为，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
大庭里异常沉静，空气在浓缩，发抖。高羊的耳膜被压得很痛很痛。审判长浑身哆嗦，满脸流汗，伸手去摸茶杯，却把茶杯碰翻，红色的茶水洇湿了雪白的桌布，滴滴答答地流到地上去。
你……你要干什么？你是在煽动！审判长说，书记员，记下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要漏。
青年军官脸色苍白，脸上浮现出可怜相来。
高羊祷告着：好兄弟，少说两句吧……他脑子里突然一亮，想起来了：这位青年军官就是那位夜里替他爹浇玉米的人。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的话，青年军官说，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一个党的负责干部，一个政府的官员，如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人民就有权力打倒他！我自认为并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我只是说：如果是那样！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经过整党，党风正在好转。天堂县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也是好的。我要说这样一句话：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的坏行为，往往影响党的声誉和政府的威望，群众也不是完全公道的，他们往往把对某个官员的不满转嫁到更大的范围内。但这不也是提醒党和政府的干部与官员更加小心，以免危害党和政府的声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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