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来喂猪是有私念的，我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是别人代我去借的，并开始写一部小说。
他从被子下拿出厚厚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很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我唱的歌子里就有他的影子……”
他把手稿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有一支悠扬的歌子唱起来，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梁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副连长，我就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给处理吧……”
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好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场人生课……”
几个月后，正义的复仇之火在南疆熊熊燃起，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十分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然而，他的名字始终未能出现。
又住了一些日子，和丑兵一块上去的战友纷纷来了信，但丑兵和小豆子却杳无音讯。我写了几封信给这些来信的战友，向他们打听丑兵和小豆子的消息。他们很快回了信，信中说，一到边疆便分开了，小豆子是和丑兵分在一起的。他们也很想知道小豆子和丑兵的消息，正在多方打听。
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很重视，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这无疑是一个大喜讯，可是丑兵却如石沉大海一般，这实在让人心焦。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双目受伤住了医院，刚刚拆掉纱布，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用核桃般大的字迹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丑兵死了，竟应了他临行时的誓言。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心在一阵阵痉挛，我的丑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多么想对你表示点什么，我多么想同你一起唱那首丑娃歌，可是，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小豆子写道：……我和三社并肩搜索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到被人背着慢慢向前爬行。我大声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终于停住了。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拚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还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
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小镇新近开拓加宽还没来得及铺敷沥青的大街上空空阔阔，没有一个活物在行走。六月的毒日头火辣辣地烘烤着大地，黄土路面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褐色光芒。空气又黏又烫，到处都眩目，到处都憋闷。小镇被酷暑折磨得灰溜溜的，没有了往常那股子人欢牛叫的生气。十几个汉子穿着裤衩子，趿着拖鞋，半躺在新近从城里兴过来的尼龙布躺椅上，在镇西头树阴里闲聊。一个挺俊俏的小媳妇儿在当街的一个小院里的一棵马缨树下愁眉苦脸地坐着。树下草席上睡着一个女孩。几只老母鸡趴在墙根下的脏土里，爹着翅膀喘气。镇东几里远有一条小河，河水又浑又热，十几个鼻涕英雄在洗澡掏螃蟹。他们剃着清一色的光葫芦头，身上糊满了黄泥巴。大街笔直地从镇上钻出来，就变成大路，延伸到辽阔的原野里。大路两旁是绿油油的玉米，玉米长得像树林一样密不透风。在小镇与田野的边缘，有几十问蓝瓦青砖平房，一个绿漆脱落、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大门口直挺挺地立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隔老远就能看到他那满脸汗珠儿。哨兵站的位置极好，向东一望，他看到海洋一样的青纱帐和土黄色的大路；向南一望，他看到远处黛青色的山峦；向西一望，就是这条凹凸不平但很是宽阔的大街。
就在镇子西头躺在老柳树下躺椅上的十几个男人热得心烦意乱、闲得百无聊赖、不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晌午头的时候，一辆杏黄色的胶皮轱辘大车，由三匹毛色新鲜、浑身蜡光的高头大马拉着“呼呼隆隆”地进了小镇。赶车的是个三十七八岁的车轴汉子，他满腮黑胡茬子，头上斜扣着一顶破草帽，帽檐儿软不拉塌地耷拉着，遮住了他半边脸，桀骜不驯的乱发从破草帽顶上钻出来。他走起路稍稍有点罗圈，但步伐干净利落，脚像铁抓钩似的抓着地面。他骨节粗大的手里捏着一杆扎着红缨的竹节大挑鞭，鞭梢是用生小牛皮割成的，又细又柔韧。这样的鞭梢像刀子一样锋利，可以齐齐地斩断一棵直挺挺地立着的玉米呢。这个人迈着罗圈腿快步疾行在车左侧，大挑鞭在空中抡个半圆，挫出一个很脆的响，鞭声一波催一波在小镇上荡漾开去。十二只挂着铁钉的马蹄刨着路面，腾起一团团灰尘。满载着日用百货的马车引人注目地冲进小镇，使树阴下的男人一下来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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