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父亲去世，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说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1965年，75岁的克里斯蒂宣布封笔，同时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开始静候“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到来。对生的恐惧使她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把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看做是“与久别的父亲和母亲相会”，并且对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告别人世。爱斯基摩人是拒绝与死人告别的，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老人便独自踩着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说：“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离开你们，去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愿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没有实现。1976年，86岁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样，死在温暖、舒适的病榻上，随后的葬礼惊动了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她的读者。临死前，克里斯蒂重复了晚年以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当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后发现，这里所说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减掉11天。那是1926年，这一年里克里斯蒂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和阿尔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惨遭破裂。阿尔奇是她22岁时在一个舞会上邂逅的，那时她已经有婚约，为了阿尔奇，她“像变了一个人”：当天陷入爱河，次日解除婚约，仿佛再不是那个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性格内向的女孩。不用说，这段感情的结束让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个旅馆中找到她。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她经历了什么，她以声称“失忆”拒绝任何善意和恶意的追问。
这11天是她的谜。
“11”，似乎也是克里斯蒂一生的谜。如果可能，我们仔细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还会发现她一生中有更多的“11现象”，我不一一道明，故作悬疑，也许是克里斯蒂的小说之于我的后遗症吧。
2008年3月15日口风欠紧的钱德勒
“你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
这是一个被跟踪的女人对一个跟踪她的私人侦探说的话，侦探叫马洛，久闻大名了；女人的生活复杂，过多的愿望给她带来了重重麻烦，为了减少麻烦，她反复更换名字，像个秘密特工一样的。她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把我搞糊涂了，记不得她的名字。好在我没有忘记她的“家”——小说的名字——《重播》。这是雷蒙德·钱德勒最后一部小说，出版于1958年。第二年，上帝没有让他自己动手，主动带走了这位曾几度试图自杀的作家。我想象，钱德勒走的时候，床头可能放着的东西有酒杯、烟斗、眼镜，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重播》。那时候还没有照排技术，书籍都是铅字油印的，墨迹味很浓。有人说这叫墨香，其实那不是香气，而是有点臭的。
兰花浓郁，扶桑略臭。墨臭是扶桑百分之一的臭，只能说是略略臭吧。你不可以把浓郁的兰花香说成臭气冲天，但在心情好的情况下把略略臭的油墨味说成有点儿香，不是不可以的。我不论在任何时候捧读钱德勒的小说都会变得开开心心的，好像有朋自远方来。这时候你说墨迹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我一定不会反对的。这是个心理感应问题。心不是科学仪器。心是反科学的。墨香阵阵，那暗示着我们沉浸在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虚拟的国度里。《漫长的告别》，《重播》，《湖底女人》都是这样的国度。我猜测，《长眠不醒》，《再见，吾爱》，《简单的谋杀艺术》，都可能是这样的国度，因为它们都出自钱德勒一人。
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家，钱德勒不是无可指责的，他的问题正如《重播》的女主人公对马洛侦探说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钱德勒年轻时写过诗，具备诗人应有的一些毛病，比如嗜酒，好色，愤世嫉俗，落拓不羁，爱较着劲地说一些彰显诗意的漂亮话。这些问题或特征马洛身上都有，这注定钱写的是另类的侦探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往往以写复杂的案情为己任，侦破复杂的案情需要过人的智慧，似乎还需要对传统的文学进行反叛，要紧紧围绕案情，不要三心两意，不要文学的修饰和诗意。钱笔下的马洛不是传统的侦探，不是福尔摩斯和波罗，坐怀不乱，智力过人，既圣洁，又英明，像下凡的天使，了无常人的局限和缺陷。马洛不同。马洛是个常人，好酒，好色，活色生香，表情丰富，内心有世俗生活的得意和挫败，目光里有女人，花草，家具，街道的景致，小鸟的啁啾，乃至天空的颜色……看钱德勒的小说，我的注意力时常被他别致、精到的比喻，准确、夸张的修辞所吸引，而忘记了案情的发展，故事的跌宕。史上只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侦探小说，就是爱伦·坡。对于爱伦·坡，我们并不乐意把他归为侦探小说家，似乎这样就有损了他崇高的文学地位似的。但自有了钱德勒，这种顾虑正在销蚀，因为钱德勒不容置疑地改变了侦探小说业有的枯燥、空洞的形象。钱德勒把单调的侦探小说写得丰润又迷人，紧张又柔软，扣人心弦又诗意绵绵，跟我们常见的正统文学别无二致。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