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有我们太多的不知道，但不是无人知道。如果没有禁忌，不知道都是可以知道的。中国黑室是个真实的机构，始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时期的陪都，鼎盛时从业人员多达四位数。但由于禁忌，他们都成了哑巴。如今，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赴了黄泉，剩下的百分之十，像树叶藏于森林中一样，隐于闹市陋巷。不努力，没运气，你永远无法把他们从人堆里找出来。即使找出来了，他们依然可能跟你装聋作哑。水滴石穿，时间改变了所有人，包括一记石头，但他们的禁忌和恐惧，比石头还要坚硬，比时间还要长远。
我是幸运的，二十五年前，在福州，有人对我开了口：是一位一九四七年投诚的前中国黑室成员。当时我在相似于黑室的某机构从职，他是我师傅的师傅，年纪大了，七十六岁，身体不好，有哮喘，每年到了春季经常犯病。老人家一生未婚，身边无亲无故，发病时全靠几代徒弟照顾，送药，打饭，打扫卫生。有一回，他病得厉害，住了院，师傅让我停职，专门住在医院里服侍他半个月。也许是我的勤恳和单纯给了他说话的冲动，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断断续续地，我知道了他投诚前的一些事，就是中国黑室的一些事。我相信，如果他知道日后我将离开那个单位，并以写作为生，就算我掐死他他也不会开口的。他以一辈子的见识作凭据，认定我将重复他的一辈子，在那只“铁桶”里幽幽地燃烧至尽。我也没有想到，时代和我都说变就变了。
我很遗感，不能像有修养的人一样，对曾帮助我孕生这本书的大恩人指名道姓地致一声谢——因为禁忌。写这本书。我经受了与过往写作不一样的考验：以前，考验我的是如何把虚构的故事写得让读者信以为真，而这次正好相反，是要为真实的事情披上伪装。老实说，我心里也有禁忌和恐惧。我怕伤害到老人家和他记忆中的前黑室同事，以及他们的后人，继而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困难。写作让我在现世中变得越来越无能，又敏感：这是一对矛盾，我相信它已经深深地折磨了我，也许再不能负荷加量了。
最后，我要诚挚地申请：这是小说，请勿对号入座。
麦家
2010.7.6
时间仿佛被切走了一片。
不知怎么的，陈家鹄突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教授海塞斯不在了，所长陆从骏也不见了。明明，刚才这两人还在他崭新的办公室里跟他聊天，说事，转眼间说不见就不见了，蒸发了，只留下两人丢在烟缸里的烟头：一个纸烟头，小半截雪茄。
那只纸烟头还在冒烟呢。
见鬼！
陈家鹄嘀咕一句出了门，四顾张望：没有，院子里只有静物，间或有一两片树叶在拂动。喊一声，不见回音。又喊一声……连喊几声都没有回音。难道我是在梦中？陈家鹄突然怀疑自己还是在山上，下山后的一切不过是他做的一个长长的梦。他迈着梦的步子，反身人屋。办公室在廊道尽头，占用了廊道，是长长的一间，坐北朝南，南边窗户呈拱形，北窗是四方形的，玻璃都是普通玻璃，看上去不结实，也不是太通透明亮。
陈家鹄入屋后，漫无目的地踱着步，从拱形南窗踱到方形北窗，又从北窗踱往南窗，像在丈量自己的心智。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他最后停步在北窗前。已是午后四点多钟，太阳光都移到北边，北边的空间显得比南边开阔、明亮。他追着阳光，无意识地举目眺望，近处，远处，空中，地上，屋尖，街角，目光像风一样飘忽、茫然。
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一千二百公里外的武汉历史上最阴霾的日子，日军第六师团的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火力配合下，强行渡河，攻克了汉口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家山防线，从而宣告武汉沦陷。对陪都重庆来说，这是个哭泣的日子，天若有情，应该落雨代泣。但那个年代，天道也偏袒大和民族，炎黄子孙只配受嘲弄、欺辱。这一天，重庆的阳光是少见的灿烂，即使是午后四点多钟的太阳，依然灿烂得喧嚣，热烈得张狂。阳光把一片片黛瓦烤得黑中透亮，空气干燥得刺刺啦啦响，似乎落个火星子就会熊熊燃烧，把天地烧成一堆茫茫白烟。
一道哀怨的声音拔地而起，响彻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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