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决，妻忍痛割爱。“舍弃”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妻深知我极愿有一个女儿，如今每每口出谴言：“那头胎必是女儿无疑。”
起初只当玩笑，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地竟有了罪过感。甚至，数次梦见我那“女儿”——一岁多的一个小裸孩儿，亦灵亦拙地朝我爬过来，其声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于认真后，劝我：“想开点儿。如果对得起那女儿了，眼前这个大儿子不就不存在了吗？”
话倒是有理，可心内从此平添了一份惆怅。我的罪过感源于这样一种心理——那已然是一个小生命了啊！竟由于我的坚决，我的意志，便没有了出生的权利！我是谁？我是上帝吗？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该在这世界上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对于“她”是“不可抗力”。一个凡夫俗子以仿佛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语即出便灭绝了一个一旦出生可以编织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长故事的小生命，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姑且不论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实上，在我看来，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我破坏了一个奇迹。它永不能再次发生。我极其憎恶我曾经“上帝”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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