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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