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
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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