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昭，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面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三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人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面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僧！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三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有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烛以妻的身份妄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予、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绘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盆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住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闻，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育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闻；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顾眼。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狠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细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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