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各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
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
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背的，不但冷冰冰，而且丑陋的理念。
人性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的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建国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惟一正确的社会原则。乃至于连《雷锋日记》中，也有一句令今人谈来不寒面栗的话——“财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育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商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预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教，却要等钱遇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成了作家，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前提之下，多少领路到了一些自由想象的快乐。
但我对于自由思想的极力的渴望，尤其是对公开表达我的思想的权力的渴望，也是何等之强烈啊！
想象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战马舍生救战士的事多多。战士落难，往往还要杀了战马，饮它的血，食它的肉。
人善于分析人的心理，但目前还没有一篇文字，记录过战马将要被无奈的战士所杀前的心理。
连布封也没写到过。
倘我为战马，倘我也落此下场，倘我后来又有幸轮回为人，我一定将这一点当成我的文学使命写出来……
我相信战马那时是无怨无悔的。虽然，我同时相信，战马也会像人一样感到命运的无限悲怆。
倘我为战马，我也会凝视着战士向我举起的枪口，或刺向我颈脉的尖刀，宽宏又镇定。
因为战斗或战役的胜利，最后要靠战士，而不能指望战马。因为那胜利，乃战士和战马共同的任务。因为既是战马，我的眼一定见惯了战士的前仆后继，肝脑徐地，惨伤壮死。
战士已然如此，战马何惧死哉？
正如我不情愿做宠犬，我绝不做那样的一类马——“就是那些在奴役状况之下看似自我感觉最良好的马，那些只为着人摆阔绰、壮观瞻而喂着的马，供奉着的马，那些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金银饰物的马。它们额上覆着研丽的一撮毛，顶鬃编成了细辨，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铁蹄还有过之无不及。”
是的，纵然我为马，我也还是要求一些马性的尊严的。故我宁肯充当役马，也绝不做以上那一种似乎很神气的马。因为我知道，役马还起码可以部分地保留自己的一点儿脾气。以上那一种马，却连一点儿脾气都不敢有。人宠它，是以它应绝对地没有脾气为前提的……
我也不做赛马。
我不喜欢参与竞争。不喜欢对抗式的活动。这也许正是我几乎不看任何体育赛事的主要原因……
“最是秋风管闹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人在节气变化之际所容易流露的感伤，说到底，证明人是多么容易悲观的闻！这悲观虽然不一定全是做作，但与那小草、小蝶相比，不是每每诉说了太多的自哀自怜吗？
在法国小说《双城记》中，关于钉子的一段描写使我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记亿——暴动的市民在女首的率领之下夜袭监狱，见老更夫躺在监狱门前酣睡着。女首下令杀他，听命者殊不忍，说那老更夫乃是一位善良的好人。但在女首看来，善良的好人一旦醒来，必然呼喊，则必然破了“革命”的大事。于是亲自动手，用铁锤将一根大钉砸人老更夫的太阳穴——后者在浑然不觉中无痛苦地死去。尽管书中写的是“无痛苦”，但我谈到那一段时，仍不禁的局身血液滞流，一阵冷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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