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言词不多，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毅忍自尊。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仟侮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它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
我不善交往，又惟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谈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应是块“净土”，但索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尽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营狗苟之事，我看时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鉴定、中学的毕业鉴定。都写得相当好。中学的毕业鉴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鉴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大容易入党嘛！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吗？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吗？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悼悼作罢。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动，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
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是“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闯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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