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
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
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
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
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
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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