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谎说我憋了一泡尿，得赶快回病房上厕所，说完便走，不给他纠缠的机会。他却一直追随我至我的病房门口。我进了病房，插上房门，打定主意两个小时内不再出去。
几分钟后，他敲我的房门，大声问——哎，亲爱的病友你上完了厕所没有？
我盘腿床上打坐，屏息敛气，一声不应。
又过了几分钟，但听他在我病房门外吟诗。所吟乃白居易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五十三年折太多”。
我虽眼惰，但早些年勤学用功的时候，诗词之类还是读过些的。白居易那一首诗，甚至背过。在我记忆中，最后一句，应为“二十三年折太多”。“9号”将其改为“五十三年折太多”，我猜想必是因他自己现年五十三岁吧？个中失落的意味和心灰意冷而又不甘罢休的情绪，经由“九号”那嘶涩劈哑的声音缓缓慢慢凄凄凉凉地吟来，还真挺感人的。
我受其影响，诗骚大发作，轻轻走到门口，隔着门回了他两句诗——幽情苦绪何人顾，流莹惹草复沾衣。是《聊斋》里一个雌魂女鬼顾影自怜的鬼诗。
门外又静了片刻，之后但听“9号”长叹一声，语调感时伤怀地说，亲爱的病友，不理解也便罢了，何必嘲讽于我呢？……
又遭，屈原，屈原，今日始知，你乃一千年前之我，我乃一千年后之你啊！天偌大，地偌广，难道只你我二人才是知音么？……
“4号”跳楼摔死，“9号”甚是幸灾乐祸，就差没当众拍手称快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4号”的头碎了，脑浆涂地。一条腿断了，脚后跟朝上了。惨状令人触目惊心，不忍正视。
“9号”却不怕受刺激，走到很近处，俯下身细看。看够了，直起腰，嘿嘿冷笑道，好，好。死得何其好哇！这个人的死，说明了什么呢？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了，那些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看我们大好形势阴暗面儿，而且装出一副忧国忧民样子的人，思想根据是非常脆薄的，是经不起辩论的。他们除了一死，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惹恼了几位平时格外尊敬“4号”的病友，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小悦说全精神病院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护士们，甚至包括烧锅炉的工友，食堂的大师傅，栽花剪树的老园丁，背地里都叫他“臭老九”。连王教授也这么叫。
我说，“臭老九”这种叫法，是“文革”中由“四人帮”发明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称和辱称。现在还这么叫，那是很不对的。
小悦一瞪眼，愤愤地说，有什么不对的？对得很！对极了！说她听她父亲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知识分子其实只在“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眼里是臭的，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最广大的青年内心深处，那还是暗暗受着尊敬的。她说她父亲，当年不过是一位教会计学的普通讲师，不过出版过两小本儿讲解基础会计学的小册子，也被当成了权威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说从小队到大队到公社的会计们，都偷偷拜他为师。他生病了他们还偷偷送给他鸡蛋吃。还上山为他采草药。他白天挨斗了，晚上他们就偷偷去看望他，劝慰他忍着点儿，想开点儿。小悦讲了过去就讲现今，就话锋一转，破口大骂句号。说像句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太臭了！简直臭不可闻！明明是黑的，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成是白的呢？明明老百姓叫苦连天的事儿，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好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呢？明明是腐败透顶的事，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那是改革的润滑油呢？连当局也不好意思这么说的呀！这不是拍马成癖，忒不要脸了么？她说他实在想不通，一名知识分子，熬到正局级待遇，那也就算是熬到头了嘛！再怎么善拍，还能往上爬么？全中国享受部级待遇的知识分子总共才有几个呀！在这么一座中等城市，又不是在北京，拍得再勤再起劲儿，也是钻不到那几个里边去的呀！索兴不拍了，正正派派地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你已经捞到手的一切既得利益也不可能再失去了呀！……
我不免替“9号”辩解了两句。说中国知识分子么，传统上就这德性。可敬的也罢，可憎的也罢，十之七八，骨子里从来都是巴望贴近朝廷，感受皇恩浩荡，被封个一官半职的。用现而今的说法，叫作贴近体制。谁不希望自己成为在体制内备受恩宠的知识分子呢？房子、车子、待遇、地位，说到底，只有目前的体制才更能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需求和虚荣心啊！毛主席早就说过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撮毛儿嘛！不过是撮毛儿，就得附在一张皮上。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半点儿实惠也没有。人民大众能给他们房子、车子、待遇、地位么？所以呢，为一己的利益考虑，也只能牢牢地附在现体制这张皮上。那么，有时候说说假话，说说空话，说说屁话，说说某些当权者听了眉开眼笑，老百姓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的话，是情有可谅的嘛！我说“9号”其实挺可怜的。很乐于拍，自以为很善于拍，结果还不是被当成精神病，也送到这儿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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