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到底是被他又弄回到大屋里了。而且，又推到原来的位置了。它比以前矮了一尺，看去像屋地砌了一级台阶似的。他坐、躺、站，反复数次。觉得坐着别扭，膝盖必须耸着了，要想伸直，就只能把两只脚伸向前边去了。躺着呢，像躺在地上似的了。往起站，四十多岁的腰板得使把子劲儿了……
刚接上电话线，修好电话机，单位来了一次电话，问他是不是忘了，厂里要由他主持“打假预备会”。他当然忘了。若没忘，一大清早就不挪床了。想得太简单了，以为半个多小时就大功告成的事儿，不成想累了两个多小时，白累，可他对厂里说没忘。身为副厂长，不按时上班到厂，还把由自己主持的会给忘了，像话么？他撒谎说他病了，感冒了，早晨起来头疼得厉害，不能去上班了，请转告等他到厂开会的同志们，“打假预备会”改天再召开吧……
放下电话，发了半刻呆。心想真他妈的，什么都假，连酱油和醋居然也不能幸免，要是某一天假货比真货还多，那打得过来么？
将小床也重新支起在小屋里，将家具重新都归了位，赶紧的接着就拿起扫帚扫地，拿起墩布拖地。往外扔四条锯掉的床腿儿时，碰见姚处长从楼上下来，夹着一条烟。
姚处长笑了，略带挖苦意味儿地说：“王大哥，咱们楼上楼下住着，又是同一个系统的干部，你也太跟我客气点了吧？不就是锯掉四个床腿嘛！为什么就偏不让人家替你锯，偏自己锯呢？”
他怔怔地望着姚处长，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姚处长从腋下抽出那条烟给他看，又说：“你看，我这人多实在，说了替你送人家一条烟，就真送。你偏不让人家帮着锯掉四条床腿儿，我这条烟不是替你送的有点儿亏么？”
他本想这么顶一句：“用不着你替我送一条烟！”——可转而一想，如果这么说了，就得从自己家献出条烟。姚处长拿在手里的是一条“红塔山”，自己家还没一整条比“红塔山”好的烟，相比之下送不大出手。光顶一句拉倒呢，嘴上倒是痛快了，却又会显得自己未免大小气了。
于是话到唇边强咽回去，改口说：“我算什么干部，才管百十来个做酱油的。还不是主管，是个副的！你今后甭用‘干部’这个词儿抬举我。”
他话一说完，转身便进了家门。
只听姚处长在门外嘟哝：“这话从何说起呢，这话从何说起呢……”
姚处长的尴尬，终于使他心里的气消了点儿。
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由于床矮了墙皮剐掉了一大片，地板革被床腿儿铲起了一溜儿，鱼缸漏了，鱼全死了，大衣柜的镜子裂了……所以区别还是有些的。
妻子和儿子晚上在家门口遇着了，同时进了家门。
妻子小屋大屋来回看了一遍；将挎包在床上一抛，双手朝腰里一叉，瞪着他意欲发作。
儿子看看当爸的，看看当妈的，还没从身上取下书包，就像乐队指挥似的左右分开两臂，及时制止道：“同志们同志们，这有什么可惊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对家变成了什么样子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在班里的学习名次！告诉你们，我可临近考试了！”
他赶紧表态：“儿子，我和你在乎的事情是一样的。”
于是妻子叉在腰际的双手垂下了……
吃晚饭时，他搭搭讪讪地对儿子说：“儿子，跟您商量个事儿……”
儿子一口饭合在嘴里，撩起目光看他，像一位不喜欢被拍马屁的老板看着一名企图讨好取悦的下属。
妻子也不拿好眼色乜斜着他说：“你酸不酸呀？跟儿子说话还您您的！”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用错了词，赶紧又自嘲地笑着说：“幽默嘛，调解家庭气氛嘛！我要跟您，不不，跟你商量的是这样中件事儿——你睡觉太不老实了，有好几次夜里差点儿一脚把你妈蹬下床，所以呢，你妈提出……”
妻子在饭桌下狠狠踩他脚，他赶紧纠正目已的话：“不，不是你妈提出，是爸爸主动要求，也可以说主动申请，从今天晚上起，和你共同睡在大床上……”儿子含在嘴里那口饭，还不往下咽。他看出儿子脸红了，同时也看出，儿子不是由于不好意思才脸红的，分明是感到被侮辱了，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了，他早就开始觉得，在他们这个三口之家里，每个人的自尊心都比以前增强了，也敏感了，脆弱了，很容易受到伤害了。而首先需要共同爱护的，是儿子的自尊心，其次是妻子的，再其次才是他的。再其次也就是最后的意思，最后的意思也就是不太受到特别的爱护，伤害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儿子每升高一个学年，他就越发地感到。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在渐渐地发生倒错似的。他常独自暗想，到了儿子高考那一年，大概就是到了他这位父亲在儿子面前最像儿子的时候了！起初他还本能地惊异于这一种倒错，后来慢慢习惯了。仿佛有一种强大的渗透力，决定着这一种倒错是合理而且正常的现象。他今天竟对儿子称“您”，实在是由于那一种渗透力在潜意识中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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