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是个闲士，隐居在山中，冷眼旁观世态炎凉。
有人说他是个游子，总是在路上，风尘仆仆。
有人说他是个儿童，总喜欢面对着天空发呆。
有人说他是个病人，胡思乱想之后便是胡言乱语。
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医生、酒鬼、幻想家，说他是个导演，一个台湾什么新新新……电影的导演。
而对多数人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谜，无法靠近又无法摆脱，如同一只封闭严实的粽子，需要我们将其层层剥开。
我有些心猿意马的，一页页地翻看内文的剧照，《风车与火车》、《你那边几点》、《黑暗里打不开的一扇门》、《房间里的衣柜》，那些惨绿少年，那些凄迷青春，都是我所熟悉的场景。我想起那个爱着蔡明亮的老男人，我们坐在狭小的房间里不舍昼夜地观看影碟，潮润的窗台外种了芭蕉，大片大片的叶子遮荫敝日，空气里充满绝望颓唐的气息。在看碟的间隙他想起我，温存地唤，小微，小微。我装睡，他的手指触过我的面孔，凉凉地。他有一双很美的手，纤长、白皙、瘦削，就像他的身体。
佟槿栖下课迟了一些，男生女生打仗似的冲出教室，学校扩招，食堂特别拥挤，没人愿意在那里头又闷又油腻地排上大半天队，宁肯抢在前头。我慢慢收拾东西，没有资格的人是不抢的，谁会起劲地挤在最显眼的位置大叫“一两米饭，一份青菜”呢，尤其我是那么瘦，满脸颤抖的、苦难的灵魂。
外面下了雨，我没有雨伞，不是忘记携带，而是没有。母亲跟我说，微红，咱家穷，别跟人比，累累赘赘的身外物都免了吧。母亲是指那些浮华衣饰，我知道，可是在我，是情愿不吃不喝，也要买回今季流行的假古董项链。饿死了正好，做狐狸精去吧，每日的功课不过是拈一朵花，婀娜冶艳地勾引一名本分善良的书生，将那笨拙的小子魂魄尽收。但现在的书生，呵呵，没有一个不是精刮厉害的。
我立在教学楼的门厅里胡思乱想，雨一阵一阵下大了，不是狠狠心可以一咬牙跑进去的那种。有人站到我身边来，静静的，不出声。我下意识侧侧身，百无聊赖地靠住墙壁。那人突然重重抓住我的胳臂。
“小心！”他叫了一声。我吓一大跳。抬起头，我的天，冤家路窄，又是佟槿栖。
“灰浆，湿的。”他简单地解释。我看看那面墙，是了，我没有留意到那是刚刚粉刷过的，还好衣袖不曾被脏污。
“谢谢老师。”我恭恭敬敬地说。他看了我一眼，笑了。
“简，”他准确地唤出我的名字，“你多么像个孩子。”
我也笑了。我发觉他两只手空空的，猛然间明白他不过和我一样，是在这儿避雨。课程时间已过，整幢楼里几乎没什么人，雨水肆意打在楼前的台阶上。我和佟槿栖并排而立，我微微感到窘。有管理员哗啦哗啦地清扫楼道，我赶着说：
“老师，我帮你去借一把雨伞。”我转身意欲叫住管理员。佟槿栖轻轻拽住我，把手放在嘴唇边，
“嘘！”他说，“就这样呆一会。”
他的举止过于亲昵，我不知所措。我们光是看着纷乱的雨，刚长出来的树叶又一片一片地落下去，细小的、寂寥的。佟槿栖也没有说话，大衣挽在手臂上，一点都不冷的样子。他的身材实在不够美，灰暗的眼睛与长头发，还有他的大鼻子，但这些都不重要，一个男人，值钱的是他的学识。我漫无边际地想。
“简，你看，”他忽然低声用英文说，“那些雨，当真是有脚的。”很奇怪，他在课堂上倒是不大卖弄他的英文。然而这样天真的话，是必得躲在英文背后说的。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雨水迅疾地打在斜坡上，溅起白色的雨脚，像一群匆忙赶路的人，只看见一双一双仓促的脚。没有上半身。没有头。只是脚，移动着。我不由得打个寒噤。
“欧洲时常下雨，”他说，“在英国的小镇旅舍窗前看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耸耸肩膀，那有什么稀奇，我是见惯了的，乡下的孩子呢，雨天的快乐便是赶着那巨大的、白茫茫的雨脚奔跑。
“蔡明亮的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大雨。”我自作聪明地说。他不看我，顾自笑了笑，他的笑容骤然变得矜持，那一刻他变回一名谨慎的、含蓄斯文的教授。但我接着说，
“老师，你认为蔡明亮的同志情结是缘于他的个人经历，或是惯性思维？”我问了一个大胆而无聊的题目，但我猜应该很对佟槿栖的胃口，像他那样的教授，不喜欢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小家子气的问题。通常提问是加深老师印象、从而获得好分数的绝招，这是我的经验。到目前为止，颠扑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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