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惜怔怔的，呆望着他的背影。被他滚烫的手握过的那只右手，高温迟迟不散，甚至蔓延开来，直烫到脸腮与脖颈处。
回程里，John依旧坐副驾座，他很自然地坐到蔡惜身边来。蔡惜忐忑，生恐他继续作出冒犯之举。然而他没有。
整个车程，他和其他喝高了的男人们一样，闭眼假寐。在半醒半醉的睡眠里，他规矩得很，斜靠着扶手，自始至终，彬彬有礼地跟她隔着一些距离。
蔡惜盯着他摊放在膝盖上的手，那是侵犯过她的敌人。他的手掌很大，手指修长，手背宽阔，肌肤呈深棕色，指甲修得短短的，手上并没有戴戒指。
这是一双性感干净的手。蔡惜几乎嗅到了遗留在他指尖的洗手液的香味。她能回想起那双大手的温度，干燥、微暖——
蔡惜努力移开恋恋的视线。
中邪了！她想。
下车时，他跟大家一一握手。男人们酒后失态，一个个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跟他勾肩搭背的，口吐狂言。
轮到蔡惜，他伸手跟她轻轻一握，脸上微笑着，私底下却着力捏了一下她的手——不寻常的、浪漫的示意。蔡惜的手心顿时一凉。
那是一个惊愕的傍晚，落日锋利如剑。蔡惜展开手，她的掌心里躺着一枚炫亮的戒指。
“我的舅舅，对成功的渴望，比一般人更加强烈。”John这样形容。
在与他谋面以前的三年中，John时常提到他，因为他是网络公司强有力的后盾。在John与蔡惜的闲谈里，他的身影不时出现，犹如一些碎碎闪闪的阳光，投射在广袤无垠的湖面上。
在这世间，有两样事物是他不能失去的，一样是他的事业，一样是他的太太。但假如他必须放弃其中一样，他会选择事业，放弃太太。
这句话，他曾经当着太太的面，很多次、很多次神色倨傲地对朋友说过。他太太听了，并不争执，只是微笑，表情从容而淡定。
“我们有这个默契，她理解我。”对此，他十分骄傲。
“我的舅舅傻透了，他是个不及格的男人。”John客观地评价道。
他很早就有了骄人的成就，在妇产科研究领域中，他驰名遐迩，被视为国内最具潜力的年轻专家之一。太太亦为他锦上添花，她出身名门，静如美玉，自小与舞衣、舞鞋为伴，被诸多的报纸誉为才华横溢的青年舞蹈家。
John告诉蔡惜，他的太太早年十分依从他，对他的审美情趣言听计从，留直发，穿裙装，以及尖头的高跟鞋，不与牛仔裤沾边，不进酒吧，不看肥皂剧。在他的视野里，她就像一棵室内盆栽一样，古典而清洁地生活着，充满葱郁而质朴的贵族气息。
“问题是，我舅舅既不记得她的生日，也不记得她单位的电话，既不记得她心爱的颜色，也不记得她的衣裳尺码。”
John说，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工作起来，似机器人，目光炯炯，心无杂念，每天的睡眠不足六个钟头，就是奥黛丽?赫本前去敲他的门，他也没功夫应门的。他不会坐下来与太太商讨青菜肉类的价格，不会陪太太逛街购物，更不赞成太太跟其他的太太或是小姐们交往。
无疑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爱，是一个人对一只花瓶的爱。花瓶是没有需要、没有欲念的，可以照他的眼光，随心所欲地摆陈。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华美的花瓶也会生出脚来，无声无息地自己走掉。
有一天，轮到他当值，为病人做了长达32个小时的手术。当他疲惫已极地回到家，发现咖啡壶如常冒着热气，洗澡水已放好，洁白的枕头拍得松松的，翌日换穿的西装搭配得无懈可击——而太太却蒸发了。她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
后来，John在旅行时，经过油田，见到了他的前舅母。她不再伪装白璧无瑕的名医太太，恢复了真性情，做回了她自己。
“她生了小孩，胖了，剪了男孩子式样的短头发，脸上再没有那种淡淡忧郁的神色，穿着牛仔裤与球鞋，清脆玲珑地笑着，”John说，“她的丈夫待她很细心，下厨为她和孩子煲汤，一个牛高马大的大男人，还会躬着腰，替老婆系鞋带。”
“她抛掉了虚假的、伪善的面具，得到了世俗的、庸常的幸福，”John感叹，“而这种幸福，刚愎自用的舅舅是从来都不屑一顾的。”
可是这收梢的一笔，带给他的打击，比离婚本身更为惨痛。显然的，为了离婚，为了离开他，一切的代价，一切的牺牲，她都在所不辞。她蔑视他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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