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种人生观使一个人对世间的事物抱着远见，因为生命再也不是以个人的生命为终始了。球队在中卫线的要员失掉作战能力之后，还是继续比赛下去。成功和失败开始呈露着一个不同的局面。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一个人要过着不使祖宗羞辱的生活，同时要有不损父母颜面的儿子。中国官吏辞去官职的时候常常说：
有子万事足，
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事情也许是有一些“堕坏家声”或挥霍祖业的不肖子。家财百万的父亲如果有一个嗜赌的儿子，便无异已经把一生挣来的家财耗光。如果儿子失败了，那便是绝对的失败。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如果有一个五岁的好儿子，便能够忍受多年的痛苦、耻辱，甚至于虐待和迫害。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充满着这种寡妇，她们忍受着一切的艰苦和虐待，生活下去，一直到她们看见儿子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也许甚至成为名人。蒋介石可说是最新的例证，他小时和他的守寡的母亲受着邻人虐待。这位寡妇一天对她的儿子寄着希望，便也一天不气馁。寡妇大抵能够使她们的孩子在品性和道德方面得到特别的教育，她们的教育工作是成功的，因为女人普通较有实事求是的感觉；因此我常常觉得在儿童教养方面，父亲是完全不需要的。寡妇往往笑得最响，因为她笑得最迟。
所以，这么一种家庭生活的配合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在生物学各方面的人类生活都已经顾到。这终究是孔子的主要目标。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的最后理想是和生物学很有关系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不仅是一句关于枝节问题的话，而是政治的最后目标。这就是所谓“达情”的人文主义哲学。孔子要我们的一切人类本能都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唯有这样才能够由一种满足的生活而得到道德上的和平，而且也因为唯有道德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种政治理想的目的是在使政治变成不必要的东西，因为那种和平将是一种稳固的，发自人心的和平。
生物学上的问题
据我看来，任何文化的最后试验是：这种文化所产生的是哪一类的夫妻父母？与这么一个简单而严肃的问题比较起来，其他的各种文化的产物——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成不甚重要的东西了。
当我的同胞绞尽脑汁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我总送他们这一服减轻痛苦的药剂，这已经成为我的妙计，因为这种药剂始终很有功效。研究西洋生活和学术的人，无论是在中国或留学外国，对于西方的伟大成就——由医药、地质学、天文学，到摩天大楼、美丽的汽车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机——自然是惊叹不置。他也许会赞颂这些成就，或许会因中国没有这些成就而感到惭愧，或许一面赞颂，一面感到惭愧。他产生一种下等错综的心理了，过了一会，你也许会发现他竭力在维护东方文化，态度骄傲，慷慨激昂；可是事实上他是不知所云的。为表示他的坚决的主张起见，他也许会排斥那些摩天大楼和美丽的汽车公路，虽则我至今还没有看见什么人在排斥一个精美的照相机。他的情形是有点可怜的，因为这么一来，他失掉批判东西文化的资格了，因为他不能作稳健合理、平心静气的批判。他给这种下等错综的思想所迷惑，所纠缠，是很需要一服中国人所谓“定心剂”，以压低他的热度的。
我所提议的这么一种试验有一种奇怪的效力，它能把文明和文化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搁在一边，使人类在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方程式下完全平等。这样，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仅仅变成一种工具，以创造更好的夫妻父母为最后的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既然是夫或妻，百分之百的人类既然都有父母，婚姻和家庭既然是人类生活上最切身的关系，那么，那种产生更好的夫妻和父母的文化，便能够创造更幸福的人生，同时，这种文化便也是更崇高的文化。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男女的性格，是比他们所完成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每一个少女对那种能给她一个更好的丈夫的文化，是应该表示感激之心的。这种事情是相对的，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其理想的夫妻和父母。获得良好的夫妻的最佳方法，也许是实行优生的原理，这可以使我们在教育夫妻方面省却许多麻烦。在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如果忽略了家庭，或视家庭为无关重要的制度，结果定将造出一些更劣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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