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个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部备要》或《四部丛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买一部书的特点，一方面由书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由购买时的情形不同而来。书买来以后，把它们不分类自然地摆在架上。当你要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时候，你会翻来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处。在你找到以后，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它下来到手。这时你已经香汗盈盈，好像一个得意的猎人一样。也许当你已发现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时，却发现它已不翼而飞。你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会把它借给某人，于是长叹一声，好像一个小学生看见一只几乎被他捉着的鸟，忽然又腾空飞去了。这样一来，你的图书室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简而言之，你的图书室将会有女人的隐约的美丽，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测。
几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有一个“图书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书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类编成，用的是美国图书协会的分类制度。当我问他一本经济历史的书的时候，他很自傲地立时回答说书号是“580.73A”。他有美国式的办事效率，很是自以为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留学生，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称颂他。
著作和读书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肚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那时并无什么技巧和细心。我完全归罪于北洋军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情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吧——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发现祖国之经过也许可咏成一篇古风，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兴趣多于别人吧。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个，或为旧者，或为新者，由两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现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着皮鞋。至最近，我始行决定旧式的中国小帽是比洋帽较合逻辑和较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总觉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选择我的哲学，一如决定戴那种帽子一样。我曾作了一副对联：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偶尔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HenryFord，美国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克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片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独可以夜以继日，日复继夜，还可以永不停息，没有人知道最后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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