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分（一）“儒生”（能通一经），（二）“通人”（博览古今），（三）“文人”（能作上书奏记），（四）“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工夫而已。思想家必须殚精竭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学者如乌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进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锈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当一作家恨某人，想写文加以痛骂，但尚未知其人之好处时，他应该把笔再放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痛骂那个人也。
丁性灵派
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公安为袁氏的故乡）；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
文章不过是一人个性之表现和精神之活动。所谓“divincafflatus”不过是此精神之潮流，事实上是腺分泌溢出血液外之结果。
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
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精神便足。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其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猫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造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谓“如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亦是性灵派也。
性灵派又因倾重实见，每每看不起辞藻虚饰，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畅所欲言，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辞达而已”为正宗。
文学之美不外是辞达而已。
此派之流弊在文字上易流于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流于怪妄（金圣叹），讥讽先哲（李卓吾），而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进步终赖性灵文人有此气魄，抒发胸襟，为之别开生面也，否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国思想陷于抄袭模仿停滞，而终至于死亡。
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
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因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
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而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乖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人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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