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页是写一个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祸。有一张画儿，上面画着一个可以携带的小泥火炉。课文今已忘记。也是同样道德教训的意味。
我也以发明中国药粉治疗外伤为戏，名之为"好四散"。当时童年的幻想使我对这种药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几位姐姐因此常跟我开玩笑。
我曾写过一副对子，讽刺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如巨蟒行小径"，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过荒原"。现在我想到这副对联，还颇得意。
我还想起来，我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是否是无所不在，若是的话，那一定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有，为什么我们每逢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结论，那就是，虽然我们吃的米不见得是上帝赐与的，我们总是要谢谢那位原始的赐与者，就犹如在历史有一段太平的岁月时，老百姓要感谢皇帝一样。
二姐比我大四岁，是我的顾问，也是我的伴侣。但是我们一块儿玩儿起来，还是和她玩得很快乐，并不觉得她比我大。
我们俩的确是一块儿长大，她教我，劝我，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孩子，又爱淘气。后来她告诉我，我既顽皮，又爱发脾气。我一听见要挨一顿棍子时，脸就变得惨白，父亲一见，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确是很爱我。他在十点左右吃点心时，往往是猪肝细面，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进去吃。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
有一次，家里关上门，不许我回家，我往家里扔石头。母亲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我再三纠缠母亲。我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我知道二姐必须洗衣裳，我就躺在泥里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别有神，牙又整齐又洁白。她的同学都把她看做学校中的美女，不过这个我不想说什么。她的功课很好，应当上大学。但是我父亲要供给几个儿子。供给儿子上大学，可以；供给女儿，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学一学期学费要七、八十块钱。我父亲实在办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经在鼓浪屿上完了中学；那时是二十二岁，正是女孩子有人提亲的时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静更深时，我母亲就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她总是把灯吹灭，拒绝谈论此事。
最后，她看到别无良策，只好应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塌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横痃性瘟疫亡故，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
我母亲有两张墙上挂的画，挂在一个大客厅里。那个客厅是由一个旧教堂的房子改为牧师住宅的。一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少女，很俊很甜的脸，手里拿着一个无边的女人帽子，里面装着几个鸡蛋。母亲一定是从很好的西洋杂志上剪下来的，大概是《星期六晚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她常用这本杂志夹针线和小的针线活计。另一张画上画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发动了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是人人知道的，圣旨一道一道的颁布，废科举，建铁路，开矿产，后来忽然被他的伯母西太后监禁于中南海瀛台，直到十年后不明不白的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绪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后光绪皇帝要在她的名声和政策上报仇，她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那些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虽然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击败拳匪进入北京之时，已经仓皇狼狈的逃到西安，这时仍然算是在位当权。由于与列强议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权，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清室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顽固不改，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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