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甚过美国的哲学。"
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实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所爱用的空词套语"有洞察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只能满足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得不按中国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中国人熟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过辜鸿铭，他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就对他颇为仰慕。辜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势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两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发见辜鸿铭在德国的那段日子还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ChinasgegenEuropa"（如果我还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曾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的深度及卓识，却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义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甚至还不被人了解。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