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觉，常为人所误会。直觉并非凭空武断，乃其精微危一处，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直觉不是没有条理，是不为片面分析的条理所蔽，而能统观全局，独下论断。秘书每长于议论，部长却应有明决之才。此乃直觉与逻辑之辨。女人向称有六感，乃近于部长之才。女人常知某人是真朋友，某人不可交，谓之第六感，而理由说不出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没有根据，而是所根据难以分析，在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之间耳。我们常言某人相貌似广东人或江浙人。这是根据以前的复杂的印象，却难作"广东脸"或"江浙脸"的定义。这样讲，直觉仍是根据经验而来。古者贤君，每有知人之明，先觉之见，就是根据这种经验，而为论断。其间貌合神离，或口蜜腹剑之徒，毫厘之差，精微处惟凭孟子所谓眸子而鉴察之。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亦莫不有其情，于情有未达则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动的。所以我在《吾国与吾民》书中说：西人断事之是非，以理为足，中国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为妥当。因为我们知道，理是定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须体会出来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为道。这是中国人思想法之特征，所以生出中国之近情哲学。情字用法，亦西洋所无。大都指变动之情势。（参见《论情》篇）。若单言"状况"，指固定的，亦可以英文Condition表出，若言"情状"则必有深一层的理会。孟子所谓"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良吏断狱，亦必廉察其情。凡吾所谓"民情""军情""敌情"，都含有形容难以数字表出之情势。耶鲁大学诺尔摄教授常论中西思想之不同，也说中国人所见的宇宙万物，是"未经分析无已进行的动流"。这动流是难以逻辑切开的，抽刀断水水长流。这是精微之处，也只好用体会体悟方法觉察。这就叫做直觉。
（三）逻辑与西洋哲学的困扰
中国人思想法重直感，西洋人的思想法重逻辑；西洋人求知，中国人求道，因此中西思想重点趋向各不同。求道就不能不把知降一格，把行字提高一格，而所谓求知的知也变质了。结果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经过任何变化，不离道之一字，而成为实践主义的思想。道就是路，就是子路由也所欲由的路。此地先讲西洋哲学，因为偏重逻辑所发生的问题，及所遭的困扰，与最近稍为补正之办法。
逻辑之用处在于辩，不辩则无所用乎逻辑。但是辩有个范围，辩也者有不见也。执不可辩而辩之，问题就多起来。佛兰瑟·培根早已看得清楚，说我们认识自然，只能观察自然，不要存在任何成见，也不应离开视察去追求幻想万物之起源（cause）"哲学之坠落，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寻找爱神（Cupid）的父母，（按爱神原无父母）……但是哲学家却按辩论的义法，推演出来逻辑及数学的琐屑结论，极平常的意见，及越出自然界的范围，想入非非之见。"（OnPrinciplesandOriBgins，１６２３-１６２４）这就是庄生所谓好辩之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昭文鼓琴，师旷技策，艺术之事，父尚不能教其子，师不能教其徒弟，而况天地之奥，宇宙之秘。故非所明而明之，结果沦于饾灯章句，坚白异同之黯昧，及琐屑无足重轻之意见。
这倒成一个大问题。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故哲学家好言度数道术，而结果"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常常辩无终极，而结果莫衷一是。万物本原谈呢？不谈呢？谈则扑朔迷离，不谈则哲学范围日益缩小。逻辑之为物，善于剖窍导窾，分析毫厘，但是功夫愈精，愈近于坚白同异之论。就使不谈本原，单讲事实，但是一加分析，穷究起来，什么叫做事实？这一问题，也就变成哲学的问题。事实是零片的、间断的，（术语叫做atomistic）如剑桥罗素所主张。或者是不可割裂，不能独立，必有关系的，去其关系牵连某时某地之情境，不足知道"事实"之真谛，如牛津勃莱利（F．H．Bradley１８４６-１９２４）所主张。这种精细之分析，讲到几微处，就同于文词上的捉迷藏。历代反对这种诡辩的作风，也不乏人。最近风行的"逻辑的证实主义"（LogicaPositivism）根本就反对平常哲学所用的名词，要给他肃清一下。Wittgenstein（１８８９-１９５１）算是其中之发言人，他是奥国人，后入英籍，在剑桥讲学。他就于一九一八年声明放弃哲学，认为哲学是"生根于狂妄"，而那些形而上学的讨论，连他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phicus）在内，都是胡说（nonsense）。我们所以喜欢胡说，就是因为可以在哲学名词上翻筋斗。他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主张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去疑辨惑，而必须脱去术语，回到语言文字的平常意义。这岂不是同于庄子"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经过多少困扰辨惑所得到的结论归宿吗？庄子意思是庸者用也，是指实用，又庸是庸常，就是应当回到文字语言平常实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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