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韩瑗细心缮成一本，上朝奏称：“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政风败坏之征。遂良殚毕生之力以事先王，廉洁自矢，光风霁月。先帝引为知己，视同兄弟。遂良不言则已，言必公忠体国，荩言谠论，先帝受益亦多，是以临终选择，以受遗诏。此事陛下尽知，固不待臣之哓哓也。臣承恩充侍中，夙夜警惧，深恐小有不慎，贻大患于来日。今正义不行，贤臣远谪，臣纵欲默默，岂可得乎？”他接着又从历史上引证实例。他说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远贤直忠谏之臣。古代贤主明君莫不奖励伟论，渴望忠言。因此深望高宗皇帝效法先王。他结论称：“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已受有一年之苦。陛下其怜而赦之乎？”
韩瑗也许不知道武后正坐在帘后，也许根本并不在乎。他奏完之后，皇帝说：
“你说的话我很敬佩。只是我以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我知道遂良为人正直，不过对我过于无礼。他对我如此大不敬，我贬谪他难道错了吗？”
韩瑗斩钉截铁地回奏说：“臣意不以为然。一国之兴，在于选用忠良之臣，在使忠良之臣能在其位。问题是究竟陛下需用奴才，还是需用人才。所谓一蝇之微也会使白布玷污。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韩瑗一时失口，竟引用不得体古语，“《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引用周朝亡国的褒姒，这个典故太不妥当了，话说得太不机敏，不够圆滑。这似乎是公开侮辱武后。朝议之时，武后不声不响，不过她的缄默倒更为凶险。韩瑗的命运算是注定了。
高宗怒吼说：“你下去吧！”
韩瑗十分沮丧，回家之后，修本辞官，但是皇帝不准。他这次求高宗赦免褚遂良，反倒使褚遂良立即被贬往更远的地方——广西桂林。虽然唐室组织机构依然如故，看来唐室的灭亡，已经开始了。
次年，韩瑗、来济，被控结交燕王忠，图谋造**反。因为武后定了一个庞大计划，要把反对她的人完全罗织在内。她记得前太子燕王忠，在十三岁时被废，孤苦伶仃，无人照顾，生母出身卑微，义母王皇后又死去，情形极为特殊。心想利用燕王忠，诬他僭图王位，以他为中心人物，设计一个阴谋，把韩瑗、来济，一切与自己相左的人，一网打尽。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只要妨碍自己野心的，都归入燕王忠一党，都算是叛国奸贼。于是，此后几年，在朝廷的政治上，都以这个孩子为中心，将忠良之臣，罗织株连。可怜燕王忠还不满二十岁，惨遭迫害，恐怖万分，只觉得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韩瑗流配琼崖，在广东海南岛，夷民之地，蛮烟瘴雨之乡；来济则流配百越。
此种流放，皆由皇帝随意决定，无需许敬宗特别提供罪名。罪名也许确实可靠，也许子虚乌有，如果确实可靠，燕王忠自然无法逃命，韩、来二人也势必斩首处死。罪证确凿与否，并不关重要。有证据也罢，无证据也罢，许敬宗知道武后全力支持他。韩瑗流配之后，许敬宗就升任了侍中之职。
不幸，这还不算呢。许敬宗接着煞费苦心，诬构案情，最后坚称这个阴谋造**反的领导人物是褚遂良，在广西桂林发动的，并且说这就是韩瑗位居侍中之时，为什么要将褚遂良送到桂林的理由。后来褚遂良更遭远谪，远离了皇权的文教之邦，到了爱州（即今越南河内）。遂良修了一个表，简短而动人，追叙当年高宗在太宗灵前即位之时，痛哭失声，伏在遂良肩上。遂良自恨有忤圣意，请求高宗赦免他的罪，准他安度晚年。表奏上去，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一年之后，遂良病故，葬在爱州。两子也贬在爱州，也先后病故。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也在远谪后丧身异乡。这都是反对武氏册立为皇后的结果。这也正好表示出武氏一贯的手腕，反对她的不得善终。褚遂良，刚毅忠贞之士，功在国家，竟落了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
现在刀刃儿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肱股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当然，除去无忌之外，武后还要把几个人消灭的消灭，罢斥的罢斥，例如将军于志宁，也是太
宗皇帝的旧臣，始终不向武后附和。武后谋害忠臣，总以那个莫须有的燕王谋反为借口。许敬宗继续不断在他那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捏造那个谋反案。在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魏也许受了贿赂，不过出卖好人，他却不干。用刑之后，魏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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