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承嗣令人伪造一通古碑，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几个字是刻在一块紫石上的。石碑预先扔在洛水里，然后再由一个农夫无意中打捞起来。若说这件事情是由武后、武承嗣、太平公主、冯小宝四个人，共同周密设计的，也不难置信。农夫把那通石碑送到朝廷来时，武后装做惊喜之状。农夫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武后一向爱用“圣母”这个词指自己，并且相信一个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上天的预兆总算利用得很充分。前面说过，下个月，她毫不客气，自称圣母神皇。在那年十一月改年号为永昌，好与石碑上的“永昌帝业”相应。
这时她决定在南郊设祭，答谢天地，洛水改名为永昌水，水神封为显圣侯，石碑上那个图文为“天授圣图”，出图之所称为“圣图泉”，那一带禁止钓鱼。嵩山改名为“神岳”，山神加封“天中王”。为了庆此大典，乃大赦天下。一连串欺骗把戏，武后做的一丝不苟，当时的学者鸿儒当然毫不重视，武后只是存心蒙骗黎民百姓。可是那一套把戏之不足信，就犹如她自称为武王之后一样脆弱荒唐，可是武后深信老百姓是爱神话，爱奇迹，爱预言，而且深信这些东西。
所有那些宗教性的假面趣剧，政治宣传，狂想与妄自尊大，都在那年七月里大吹大擂地闹起来。宫廷里宣布，要举行一个仪礼，武后要亲到圣图泉，恭受神召君临万民。届时必为一旷古盛典，所有皇室王公，文武官员，有爵之夫人贵妇，都要在大典举行之前，在京中庆祝十日。
一切都显示政治上立刻就有激变发生。上天的预兆的含义，及一切狂谬的宣传，唐室的王公都明白。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已不可避免。谣言四起，盛传天命已移，革命即起，唐室王公被召入京，即将一网打尽。畿辅一带，谣言更盛，人人信而不疑。
唐室王公本来散居各省，于是彼此之间，密信纷飞，与京都朋友之间，也急传消息。谣言究竟可不可靠呢？王公们是去参与典礼呢，还是不去呢？在京都的王公们自己也不知怎么想才对，也不知道信什么好。由各种征象看来，凶险之事即将来临。纪王慎听到了谣言，置之度外。东莞郡公融（鄷王之子）写信给友人高子庚，高回信：“如欲活命，勿来京都。”
此时，尚有六七个老王，皆是太宗皇帝之弟。其中最得人望者为韩王元嘉，鲁王灵夔，
二人为一母所生，至为亲密。其次为霍王元轨，乃高宗伯父，人品高洁，见重于时。箭法高妙，在野猪成群奔驰之际，欲射任何一个，开弓必中，万无一失。学问渊博，仍钻研极勤。为官之时，一切公事尽付诸长史司马，自己治学为乐，手不释卷。性不喜炫耀，淡泊自甘。为人深沉宁静，高宗当年遇事诸多咨询，有大事待决之时，常暗中函询。高宗兄弟之中，纪王慎和越王贞，都已六旬左右，文笔之佳，为他王所不及。诸王都官高爵显，但在武后光宅元年裴炎被杀之后，都奉命离京在外为官，霍王元轨在山东，韩王元嘉在河南，还有其他等等都已东分西散。诸王将何以自处呢？
若说武后与她侄儿武氏兄弟故意散播谣言，说将在京都将诸王一网打尽，用以激起诸王仓促举事，然后像狱吏故意纵放囚犯逃走而自背后射杀之那样，并非无理，而且极为有理。诸将凭借什么自卫呢？还是慎重从事，在武后挑拨刺激之下，隐忍不发吗？还是奉召入都，齐集一处，像成群的猪羊遭受屠宰呢？还是含羞忍辱，受刽子手周兴的酷刑呢？像个男子大丈夫挺身而起不比在监狱中憔悴而死好得多呢？
与当时情势有关的唐室宗族计有：
太宗诸兄弟：
霍王元轨其子求都王绪
韩王元嘉其子黄国公
鲁王灵夔其子范阳郡王
灵鄷王元亨（已故）其子东莞郡公融
太宗姊妹：
长乐公主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
高宗兄弟：
越王贞其子瑯琊王冲
纪王慎共五子
韩王元嘉使人致书诸王，信中说：“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
黄国公时为通州刺史密函致瑯琊王冲，冲当时为官近在京畿。云：
“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当时诸王散处各地（多在今河北、山东诸省），呼应本极困难，况当时谍网密布，更为不易。但又事不宜迟，必须立即决定。即单为保全生命，也须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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