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论文章，立夫越写越多，除去写了一篇思想丰富的很长的文章，题目是《科学与道家思想》，这当然是发挥他岳父得意的哲学，其余都是时事论评。董娜秀答应把那篇《科学与道家思想》译成英文，但是迄未脱稿。那是一种科学的神秘主义，以他从生物学深刻的观察研究而获致的对生命的神秘感为根据。他又写了一个短篇杂感文字，题目是《草木的感觉》。这篇文字纠正了传统的对“感觉”与“意识”的观念，并引伸到动植物对环境的知觉，比如蚂蚁知道狂风暴雨之将至，是个不可置疑的例子。在文章内，他指出，感觉能力决不限于人类。他又把表达情感的语言含义扩大，所以他坚信花儿含“笑”，秋林的“悲吟”。他说人折树枝时，或是揭下树皮时，树也会痛苦。树会觉得折枝是“伤害”，揭皮是“污辱”，是“羞辱”，等于“被人打了脸”。树之看、听、触、嗅、吃、消化、排泄，和人类不一样，但对其生物的作用，并无基本不同。树能觉得光、声、热、空气的移动，树之快乐或不快乐就在于能否得到雨和阳光。这些和《庄子》上的道家神秘主义完全相符合。于是他转回来贬损人类的傲慢狂妄，说人类认为“情绪”、“意识”、“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这更是无知。这是一篇随笔，自然可以发展成一篇哲学的论文，但是他没有写。
这是科学上的泛神论。庄子曾经写：“道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立夫告诉他太太说，孩子生下来那一天，母亲侞房分泌出一种消毒的黄色液体，用以保护婴儿。他说：“那种东西可以称之为上帝，称之为道。那种东西就在母亲的侞房里。不要以为那种奥秘只在人身上。最低级的生物的身体内也具有那种天性，用以发挥完美的调整作用。微生物利用的化学知识，最进步的化学家还苦于无知，而微生物却运用得简单、完美，而毫无错误。蚕仍然吐出最好的丝，人只能把它卖了赚钱；蜘蛛还能吐出防水，并且任何种天气都适用的粘液胶体；萤火虫仍然放出最有效的光亮。
庄子说‘道在蝼蚁’，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丈夫时常谈论，莫愁也渐渐知道细胞内之染色体、荷尔蒙、酵素是什么东西了，但是立夫的科学基础也反映在他的政治态度上。这就表现在他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的一切难以忍耐，对贪污无耻肆无忌惮的安福系政客，尤其难以容忍。
木兰常去看他们，研究些商业上的问题，诸如一般的节约，现金的巩固，洪水对茶叶和药行的影响。在生意上，莫愁比她父亲做得有生气，逢年过节，她都请店铺里的同仁吃饭，这种事她父亲是想不到的。立夫提议把一些著名的补药装瓶出卖，就犹如西洋的专卖药品一样，但是木兰反对，认为这样变更推销方法，未免滑稽可笑，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看中国药材的样子，他不会买那难以辨认的提炼的药丸。试想人来买人参，若不能看出来人参的纹络、颜色、形状，那怎么行？卖人参精这类东西，就要大规模的广告，完全变更的新人员，不再用多年烟熏的旧招牌，不再用为人所熟知为人所深爱的木刻印的包装纸，废弃中国药铺药材的香味，还要废弃那丁当响的砸碎药材的黄铜杵臼声音，要这样改变，就要说服顾客才行啊！他们为什么急于卖出更多茶叶，更多的药材呢？立夫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搁下不谈，因为他根本也没太认真。只是他的一个想法而已。
因为黛云常来串门儿，这一小伙人也就常常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立夫的叔叔，听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开始写信向他要钱，并且把一个儿子送到北京上学，由他供给，因为莫愁母亲去世，父亲离京，立夫在姚家不太像一个外亲，他那个表弟就来住在他家一间屋子里。
这一群年轻人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动。一般中国青年对政治破产的北京政府，都持反叛的态度。大家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必须有一个第三度革命来扫除军阀，使中国产生一个真正现代的政府。国民党正好对中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建国计划，对有政治觉醒的现代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北京大学仍旧是激进主义的中心，因此也最为北京政府所厌恨。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是国民党员，也有一两个已经证实是共产党员。在报纸和刊物上显出来一种分明的改变，就是由无组织的改革主义与模糊不清的全盘西化的热诚，转趋于严肃的讨论政治问题。里面用了很多的外国怪名词。意见似乎是越来越激烈。年轻富有活力的学生不加入国民党，就加入了共产党。公然以挑战的态度批评政府的措施，而政府既然知道自己的弱点和舆论的力量，对他们只好宽容，政府几个官员偶尔到学校毕业典礼时去致词，把不喜欢政府的行动的学生称之为“共产党”或“苏维埃特务分子”。国民党员被诋毁为“红色分子”或“危险思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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