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咂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出至少全部书的四分之一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学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书橱里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则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的制作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居然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眼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作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在人家，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人家的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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