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那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宣布，他们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0.5的2倍，2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0.5的2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2。”
“2？”
“2！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非坦白说，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2，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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